编者按：

　　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发表了《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以下简称“秦文”）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在审视西方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漠视“关系”的基础上，借鉴主流建构主义，将“过程”和“关系”这两个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有别于西方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试图拓展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范围，推进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建设。本报约请三位具有不同理论倾向的国际关系学者，就“过程建构主义”的学术意义和学理缺失展开讨论。须说明的是，在中国学术界，相对于其他学科，国际关系学科起步较晚，理论根基尚待夯实，本报编辑部刊登这组文章，旨在激发学术争鸣，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文中观点不代表编辑部的立场。

　　在过程中维持关系，顺势而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极其推崇的处理人世间一切相互关系的最优原则。这些社会文化元素，不仅需要提炼成理论概念，还要在形而上层面，即在概念之间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果关联。

　　时代呼唤着中国对世界的解释。没有这种解释，中国的思想和行为就难以被世人理解。随着中国快速走向世界，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突出。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国能否以和平发展的姿态崛起，一直是被世人所怀疑的事情。赞成现实主义权力平衡和权力转移理论的学者，预测中国必然采取平衡美国的政策，作为崛起大国和霸权国家的中美之间必有一战。信奉自由主义的西方学者，或是认为经济市场化的中国必然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最终演变成为一个西方式的国家；或是认为中国的身份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难以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变化，是所有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都难以充分解释的。解释不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归根结底在于没有新的思维模式。在目前流行的概念框架中，二元对立、西方中心论是通病。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下，中国不可能被积极地理解。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突破。当西方开始运用中国的分析框架思考中国甚至世界的问题时，中国的和平发展才能真正被接受。“秦文”正是在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笔者认为，这篇论文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学术价值。

　　第一，它是具有原创性的体系理论。体系理论是在国际体系层面建立宏大的理论分析框架，解决系统层面的因素与国际事件或行为之间的关系。体系理论因其分析层次宏大，其所建立的因果论证必然要求高度简约和抽象，因而也最具有普遍意义。“秦文”的理论定位正是在体系层次上，其原创性体现在作者发现了目前流行的三大体系理论的不足，也即对国际体系中社会要素“关系”讨论上的缺失，从而围绕着“关系”和“过程”两大核心概念，在过程中的“关系”与国际行为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因果关联。作者因此将这一理论命名为“过程建构主义”。

　　在研究国家之间关系的学科中，长时间里竟然不见真正对“关系”进行理论化的尝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同时也是西方思维方式使然。三大体系理论以权力、制度、文化三个核心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把权力结构看成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际制度是影响国家行为的核心变量，而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则认为国际体系的特征是国际文化，是共有知识所构成的观念结构。然而，“秦文”告诉我们，“关系”同样是国际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尽管权力、制度、文化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国际社会无法脱离“关系”而存在，行为体是“关系”中的行为体，它离不开“关系”构成的进程，身份、规范甚至权力都是在“关系”中塑造的。“关系”才是国际社会活动的枢纽，“关系性”构成了社会知识和社会生活的核心。可以预期，作者关于“关系”的基本假定会突出关系的本体地位，形成比较抽象的理论概括，为经验研究开辟新的天地。

　　第二，它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制造”。这篇论文运用了中国的理念和文化元素，在理论构建的西方式思辨中融入了中国的辩证法。也就是说，它的核心是中国思维方式。论文的两大核心概念“关系”和“过程”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的。中国历来重视社会关系，个人只能在关系网络中生存。社会关系又是延续不断的，因而“过程”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在过程中维持关系，顺势而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极其推崇的处理人世间一切相互关系的最优原则。这些社会文化元素，不仅需要提炼成理论概念，还要在形而上层面，即在概念之间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的因果关联。作者在论文中不仅确立了“关系”的本体地位和“过程”的自在性地位，而且在关系与身份、关系与权力之间建立起了因果联系，从而为我们思考如何在过程中运作关系、培育共同利益、化解矛盾和冲突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分析框架。

　　在理论构建中引入了中国的辩证法，将其运用到如何思考“关系身份”、过程与关系的同一性问题中，这也是该文突破西方理性主义思维的创新点所在。西方理性主义在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结构与施动者之间采用的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其思考过程往往是静态的、单向度的、非历史和非过程的。例如，在方法论上，沃尔兹是结构主义的，他将国家的行为看成是结构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国家的行为受到结构整体的制约。基欧汉与沃尔兹一样，也是结构主义的，认为物化了的制度决定着国家的行为。温特认识到了国际关系中“互动”的重要性，强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家造就的。为了解决结构与施动者关系问题，温特采用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运用“结构的两重性”也即两个不同但又相互补充的解释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温特关注的是“X”行动为什么能够发生，而不是为什么是“X”而不是“Y”行动的问题。因此，温特关注的重点仍然是结构主义的，只不过温特反对沃尔兹和基欧汉的功能性解释，他的结构观是建构主义的，结构不只是客观的限制环境，它还可以建构身份和利益。但是，从本质上说，温特的观念结构基本上也是静态的、二元分离的，其观念结构的变化机制是单向度的。然而，“秦文”将过程而不是结构看成是具有自在地位的，过程实际上是运动中的关系，关系可以确定行为体的身份，身份可以在过程中因关系变化而变化。过程与行为体共生、共建，互为一体，没有先后之分。过程中的行为体的互动实践产生主体间性，形成规范，造就身份，使社会生活产生意义。“关系”的流动不仅为过程带来动力，不同的关系过程还可以造就行为体不同的身份甚至多重身份，而且身份和利益在过程中可以通过关系的变化再造和转化。过程与关系的一体性以及关系的历时性流动，不仅解决了二元对立的主体—客体、结构—施动者问题，它还清楚地揭示了维持过程对于关系再生产和转化的重要意义。

　　第三，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观，有助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深入。建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不能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针。作者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也是运动的。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这种运动就是指一切事物的变化和过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核心是认为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因此，要想深入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就必须从具体的实践出发。“秦文”运用马克思主义事物联系和运动的思想，突出多元关系和关系网络的存在，强调多元关系运动和变化的特质，在这种情况下，空间位置就是相对的，国家之间关系需要在众多过程的关系网络中加以定位。国家之间的差异也不是因为其本质，而是显现为彼此的不同关系。善于把握和运作这种关系，也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关系网络下的社会生活受到“关系性”逻辑的支配，这一逻辑是“先于认知的”，非设定性的，因而这个逻辑运作下的世界可能没有理性逻辑那么清晰和严密，可能充满复杂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但是，这就是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是“事物的逻辑”而不是“逻辑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文”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观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具体体现，丰富了全球化时代国家相互依存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秦文”所论述的社会性过程和社会性关系，虽然重点探讨的是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与核心假定，但其深刻的内涵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各个方面超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作者运用西方构建理论的方法，对中国文化元素进行提炼和抽象，提出了既体现中国特性又具有普遍意义潜力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作者的学术努力实践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土化”和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化”。

　　当然，这篇论文还有需要完善、需要作者进一步思考的地方。论文给予了关系的本体地位，关系是人的普遍选择，关系在过程中流动，过程中的关系网络实际上构成了社会的秩序。这是否承认过程中的关系在任何一个时点上的存在都是一种“结构”？国际关系的存在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过程中的结构关系”？而且，“秦文”认为关系形成身份、规范甚至权力，其实关系流动的背后也受到身份、规范和权力的支配，因此，关系的流动也是一种相互的社会化进程，这种社会化进程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反向的，反向关系塑造过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论文因为假定了国际社会的进步取向，对此没有予以讨论。此外，如何看待“关系性”和理性的关系，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不管怎么说，这篇论文可能会激发更多的学术追问，而这正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必需，也是理论发展和知识进步的动力。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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