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国际关系研究人员，下面结合自己的阅读谈谈对“秦文”的些许感受。

　　第一，搭建了一个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框架。这几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和进步，但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问题，其中问题之一就是缺乏具有重大理论突破意义的原创性成果。这篇文章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模式则在解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一理论模式是建立在作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刻把握基础上而提出的。作者近年来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做了大量的引介和评析，出版了多本译著，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方面都有专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同时站在学科前沿与国际同行进行深度对话，因此，作者可以游刃有余地在“理论岛”中穿行，既能认识到现有理论在解释国际关系现实方面的长处，也可看到现有理论所遮蔽和忽视的东西——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中复杂关系的研究。

　　作者在已有国际关系理论分类的基础上，从国际关系的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视角分析入手，以过程为核心，把过程真正带入到国际关系理论中来，重新绘制了一张国际关系的理论图谱，在这个理论图谱中，确定了结构理性主义、过程理性主义、结构建构主义和过程建构主义的不同位置，绘制出了一幅有对称之美的国际关系理论坐标图。如果说温特的建构主义突出的是“结构”，那么过程建构主义突出的则是“过程”和“关系”，这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所忽略的。作者曾把主流理论归纳为三种选择，即结构选择、制度选择和文化选择，过程建构主义的“关系选择”则为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增添了新的理论内涵。

　　第二，发掘中国理念，开拓普适意义。确立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图谱，只是理论建构的第一步，重要的是如何论证这一理论框架。对于关系和过程，国外国际关系学者都曾发表过学术作品加以论述过，比如杰克逊和奈克利用《关系社会学宣言》的概念，提出了关系建构主义的模式，作者在肯定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注意到这种论述后面的问题所在，由于这些学者深受实体性思维方式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回归到了实质主义和实体研究，没有看到或者不能看到过程自身的动力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作者沿着西方现有的分析模式来加以理论建构，就不可能跳出西方话语系统的窠臼，这恰是文章所要避免或超越的。作者另辟蹊径，借鉴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和研究成果，从中国几千年来对待世界的方式中，提炼出过程—关系概念，并加以学理意义的重组。文章厘定了一种新的过程与行为体关系：过程和行为体是共生的，而不是二元对立的；过程建构了主体间性，而不是主客体分离；过程逻辑是中国的包容辩证逻辑而不是分离式逻辑，它赋予过程以自主地位。关系作为过程的核心，它不同于深藏在西方主流理论中个体本位的思维和价值取向，而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这种“关系本位”嵌入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事实之中，它赋予了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权力以新内容。这种对过程关系的理解是西方社会科学所无法涵盖的，而是中国文化的长处和魅力。在与西方文化的对照中，作者把中国文化的过程和关系理念植入到国际关系理论中来。过程建构主义模式不是在西方主流理论话语中来理解和分析国际关系，或者把中国作为西方理论的“他者”或叙事对象来看待，这种植入不只是加入中国的元素，而是把一种局部的知识在经过提炼后，生发开掘出带有普适意义的概念和命题，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理论的地域局限，绘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更为完整的理论地图。

　　第三，探索通向中国学派之路。理论始于问题，作者在以前探讨中国学派生成的文章中曾提到国际关系学派生成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理论的核心问题。美国和英国都是围绕核心问题开展理论构建的。在作者看来，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核心问题下，聚集了国际体系与进程、国内结构与进程、集体身份的形成等重要议题。学者在构建理论时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时空背景。中国学派是对中国国际关系核心问题的思考和回答。过程建构主义的提出，除了理论逻辑的演绎之外，更是与核心问题的回答密切相联。这一理论抓住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和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形式，把中国的现实和理论巧妙地契合在一起。有了核心问题，有了一个理论模式，也就有了一个中国学派的雏形，因而过程建构主义是通往中国学派的路径之一。下一步需要的是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围绕核心问题构成一个学术共同体的话语联盟，将研究向纵深推进。

　　然而，“秦文”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追问的空间：过程建构主义有一种表达关系的理想类型吗？现实主义以权力分配为中心，通过单极、两极或多极类型来表达；建构主义是以观念分配为中心，提出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三种理想类型，过程建构主义可否找到一种理想类型的表达方式呢？如果有的话，如何表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