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的大师潮、大师炒作和大师请辞，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们这个生存的时代到底需不需要大师？我们这个时代到底能不能产生大师？大师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如何看待大师？诸如此类问题，都是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领域的热点问题。

　　在大师潮的文化传播案例中，受众接受的并非是能体现大师本质的学术著述、学术理论、学术创造等，而是大众传媒蓄意制造的文化繁荣假象，并无意中充当了传媒利益驱动之下的二度传播，从而与传媒一起共同制造了大师潮，这样一个被利用的二度传播就是大众传媒成功运作大师潮的真相。

　　那么什么才是大师的认定标准和认定方式？在正常的文化时代，大师应是本学术圈内最高、最大、最著名的学术贡献者，也就是圈内公认的大家。大师的认定应只关注其学术本身是否具有迄今为止的最大原创性，包括思想的原创性和规范的原创性，至于其他方面，绝不是大师认定的关键因素。陈寅恪，在当时的北大，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可见其大师地位之高，但这位大师，在刚刚被认定为大师的时候，还年纪轻轻，没有几部大牌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以及几篇核心期刊文章，按现在普遍认可的学术评价体系，陈寅恪不仅评不上正教授，连副教授也难说。然而，陈寅恪在中国历史研究的学术圈内，却最早树立了唐代史的研究范式，至今难有突破者。

　　学术大师的认定彰显学术的神圣，就是学术独立性，不受任何时代、历史、行政的限制，才能使学术的基本客观性得以保持，才能由此对当代社会和人类文明作出必要的贡献。学术史的正常演进和学术范式的转化，是以学术案例和学术案例的学术评价相结合互为推进的，而学术大师正出自于学术案例和学术批评的双向推进之中。没有学术批评就难以辨明学术案例的好坏真伪，更遑论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力了。当社会受金钱所表征的经济利益驱动，以数量与酬劳直接挂钩作为评价体系，如学术工分的数量评价制度、政绩的数量评价制度等，怎么不会产生相应的学术著述抄袭滥造、学位点拼凑违规的学术造假？！

　　然而，在现有体制下，原有文明史积累的社会标准和行业标准基本丧失了合法参与的机会和冲动，因而造成造假容易，打假实难，打假者不仅得不到嘉奖、反倒被打击报复的怪现状。归根结底，学术打假触动的并非仅仅是造假案例，而是造假的利益集团，造假的默认制度。所以才有著名学者葛兆光教授对威胁他不要打假的人诉苦：“我这个打假主任只有收信、转信的权力，没有打假的权力。”

　　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大师？或者我们如何看待大师？这是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 被尊称为大师的季羡林老先生经常这样告诫后学：做自己的学问，甘坐冷板凳。孙中山先生也说过，大学校训就是要做大学问，不做大官。曾几何时，为做大学问而甘于坐冷板凳，是绝大多数学者的追求目标，而现在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能有多少？究其实质，现在的诸多“学术明星”，有一个共同性，就是成就其名的往往是“言行”，而非“学术”。目前来看，传媒制造的“学术明星”还没有成为大师的可能。

　　要问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没有可能产生大师，我们的现实回应是，数量化评价体制，与造就大师的机制和大师的本质背道而驰。曹操之子曹丕浩然有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学人之学术，实乃国家之千秋大计。学人追求不朽的学术建树，实乃学人成就大师之本分之事，亦乃国家强大之大事。既然学术关系国家大事，那就别再让商场、官场肆意玷污学术的净土。这样大师才能从所由出，否则大师就会绝尘不再。还给大学一张安静的书桌，这就是当务之急！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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