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扩招给我国大学发展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迈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

●高等教育大众化给大学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的绝非只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这样一个简单抽象的百分比，而是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必须倡导建立所有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参与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机制。

　　到2009年，中国高校扩招迄今已走过十年。十年来，大学招生规模以年均大约30%的速度递增。
　　十年扩招，到底给中国大学带来了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外界的讨论已很多，见仁见智，难有定论。其实，从全世界来看，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简单地讨论“大学扩招十年”的成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有关专家指出对于这轮大学扩招的讨论和思考，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后一个十年，中国大学如何从“以外延扩张为主”，走向“以内涵改进为主”。换言之，中国大学在长时间的“量变”之后，如何迎来一个质的飞跃。

扩招十年　 意义深远
　　2007年3月，教育部部长周济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大学扩招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当时面临两个历史性的选择：一条路是现在条件还不成熟，等三十年、五十年后条件成熟的时候，中国再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另外一条路是教育要走在经济前头，优先发展。结果中国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这步跨得正好是时候，我认为意义特别重大。将来过几十年回过头看，会更加体会到它的意义。”周济说，至于扩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外界的一些不满意，这只是“前进中的困难”。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项贤明教授也认为，1999年的高等教育扩招决定，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决定。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它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全国普通本专科招生数由1999年的92.4万增加到2008年的59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0.5%增加到23%；从整个世界发展的大背景来看，适时地扩大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恰好适应了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产业更新换代的需要；从国内来看，大学扩招直接满足了我国高涨的高等教育需求，使得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进入大学深造。
　　“扩招增加了受到高等教育的社会成员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促进了社会成员素质的普遍提高，为长远的国家崛起战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项贤明对记者表示。
　　不过，在项贤明看来，十年扩招给我国大学发展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迈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他解释说，高等教育大众化给大学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的绝非只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这样一个简单抽象的百分比，而是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高等教育大众化首先意味着文化权利特别是高等文化权利的下移，这表现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其中，这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社会极少数人的特权，而且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也正在从精英走向平民，这带来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近年来，一系列“学术明星”的涌现，就是最好的说明。
　
扩招是一项牵涉面很广的工作
　　“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次大规模的扩招也有一定的遗憾。” 项贤明对记者直言。在他看来，由于前期调研和规划工作做得不够充分，这次扩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也即事先没有弄清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总量、类型结构及其发展趋势，只是急于追求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高校培养的大量人才，由于不适应社会需要等原因而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国家急需的人才，特别是掌握特定技术的产业工人，高校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导致在社会中存在巨大的缺口。另外，这轮扩招过于追求外延的简单扩张，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改造缺乏足够的重视，加上一些大学没有配套建立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和监控体系，这不仅影响到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降低了高等教育的投资效益。
　　“我要特别强调，在高等教育领域，我们的形象工程不仅限于盖大楼、修校园，还表现在搞各种名目的所谓‘人才工程’，这导致很多高校教师把越来越多的精力从学术转向各种人际关系。” 项贤明认为，这样一些“软形象工程”，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消极影响，要远远大于盖大楼之类的“硬形象工程”，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张家勇博士认为，适度扩招是必要的，但是十年扩招的步伐太快，加上部分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多年投入不足，基础教育质量有所下降，扩招肯定多少会带来一些问题。
　　“扩招让部分综合素质较低的高中毕业生进入高校，他们虽然坐在大学的教室里，由于知识和能力准备不足，从高等教育中受益有限，浪费了部分教育资源，而且高等教育质量无法保证，降低了高等教育的社会公信力。” 张家勇对记者说。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则认为，扩招忽视了教育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这种扩招思维，导致我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稀释。而且由于扩招，一些大学的教学能力跟不上，学生的个性、特色很难兼顾，从而影响到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大学扩招的意义和影响都是多方面的。十年扩招并不仅仅是量的扩张。有学者认为，把当前大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学风浮躁、教学质量下降、就业难等等，不分青红皂白通通归咎于扩招，也是不公平的。熊丙奇认为，大学扩招是一个牵涉面很广的工作，需要明确很多问题，例如扩招的重点是普通高等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扩招所需资金是靠提高学费标准，让老百姓买单，还是由政府、社会、老百姓合理分摊？每所学校的扩招计划是由政府作出，还是由学校根据办学条件自主决定？怎样的扩招速度，既能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又能满足社会的人才需要？
　　“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到现在仍不清晰。” 熊丙奇表示。

高等教育的使命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
　　
　　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让更多的人上大学，也不只是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劳动力，还包括社会文化的进步，包括整个社会成员素质的普遍提高，包括社会文明程度总体上的提高。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是以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如若失去了质量这个核心和前提，大学所具有的任何外在繁荣都将失去意义。
　　在熊丙奇看来，驱动这轮扩招的一个很大的内在因素，很大程度上并非大学的教育质量，而是社会环境造就的“学历情结”所致。如此，很容易带来这样一个结果：当学历贬值，而教育无法给受教育者更多现实回报时，就有可能在社会上产生“上大学无用”乃至“读书无用”的不良舆论。
　　那么，目前影响中国大学质量提高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熊丙奇认为，高等教育市场缺乏有效、充分的竞争机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实行的仍是带有较强计划经济色彩的教育管理措施，如统一高考、集中招生、分批次录取、大学行政级别等，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大学之间，特别是不同级别大学之间的竞争。由于缺乏危机意识和生存压力，一些公立大学往往失去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主动性。
　　从大学内部管理来看，核心的问题在于大学办学自主权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受大学行政化的影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办学中的发言权仍比较有限，一些高校的办学不同程度地偏离了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
项贤明则认为，影响我国大学质量的主要因素，首先表现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制度相对落后，现代大学制度尚未建立。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办大学的年头很短，很多东西还需要学习并在实践中逐步摸索。项贤明特别指出，有一种现象值得特别警惕，这就是受“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和现实行为的双重影响，如今在一些大学里，各种各样利益的诱惑正在消磨学者的上进心和责任心。因此，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远远不只是简单的几条规定，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建设工程。
　　项贤明还指出，与高等教育大众化伴随而来的一个现象，是学术界已表现出来一种低俗化、娱乐化的倾向，它正在侵蚀大学的精神和本质。
　　“事实上，只有将真正高等的教育普及于大众，才能说真的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如此，才能在社会上树立对大学真正的尊重，进而为大学发展提供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 项贤明表示。
　　
下一个十年怎么走？
　　
　　经历了十年的规模增长之后，我国大学已进入到提高质量的关键时期。事实上，政府部门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早在2007年6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在今后五年中，我国高等教育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速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
　　可是，今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学生就业难题更加凸现。在这种情况下，有专家呼吁，我国正在放慢速度的扩招应重新回到“快车道”，以缓解就业压力。
　　“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应基于反思过去十年扩招的得失，谨慎决策。”熊丙奇认为。
　　项贤明认为，后一个十年，我国大学发展的重点在于调整思路和目标，具体而言，就是应当从以外延扩张为主走向以内涵改进为主，在重视规模扩张的同时，把学科建设、课程建设和科研能力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其次，要把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放到国际大背景中去，在课程建设、学科建设和科研能力建设方面真正与国际接轨，在国际合作中快速提高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第三，也是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这里不仅包括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也包括建立一种大学文化，一种对高等文化的尊重，一种对专心学术的知识分子的尊重。
　　张家勇则认为，要提高我国大学的质量，至少在两个方面应有所突破：其一，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其二，加快高等教育改革。
　　通过广泛调研，张家勇发现，从全国一些发达地区来看，高等教育扩招已经达到了极限，高中毕业生几乎不存在有没有大学可上的问题，而是愿意不愿意上的问题，不能上全国重点大学，可以选择地方普通大学，不能上公办大学，可以选择民办大学。可与此同时，我国的基础教育却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教育质量整体上有所下滑，其中在农村地区表现更为明显，这已严重影响到了大学的生源质量。因此，作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首先必须从源头上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
　　近年来，受市场化和行政化的双重影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已显得日益迫切。这已严重影响到了大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张家勇认为，从大学外部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必须倡导建立所有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参与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机制，不能单纯依赖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保证教育质量。所谓利益相关者至少包括学生、家长、雇主、教师和相关行政管理部门。
　　从大学内部来看，就是必须建立以学术力量为主、行政力量为辅的全面质量监控系统，彻底改变行政力量主导学术事务的现状。这一点也为熊丙奇再三强调。
　　“淡化高校的行政色彩，依法保障高等教育法赋予大学的招生、教学、科研等方面的自主权，高校才能真正回归教育本位，更加注重教育规模与教育质量的协调发展。” 熊丙奇对记者说。
　　作为一名教育管理工作者，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认为，提高大学质量关键还在于“人”，特别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受扩招的影响，大学的教师队伍近几年急剧膨胀，可长期以来，受人事体制的影响，大学用人是“易进不易出”，这导致大学人才队伍的水平很难在整体上得到保障。
　　“在提高原有职工水平的同时，我所要做的就是严把进人关。只有建立一支精良的教师队伍，大学的质量才有提高的可能。”柯炳生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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