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本论文集，收录了我的三十余篇批评文字：或者是一部作品的解读，或者研究某个作家一个阶段的作品。这些文字的时间跨度超过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纪。重新编辑这些文字，我越来越多地想到，批评写作的意义并不是匆匆地制作一份判决书，抛出哪一种结论远不如论证的质量重要。一呼百应也罢，惊世骇俗也罢，形形色色的观点充斥这个时代，炫人耳目。然而，有多少充分有力的论证真正展示了思想的活跃？

　　批评首先是一种深度阅读。条分缕析，字斟句酌，索隐钩沉——总之，批评是将文本重新耕耘一遍。在我看来，一部杰作犹如一片肥沃的田野，各种思想的种子都有机会蓬勃地生长。无论是异常的形式、思想和意识形态，还是复杂的社会经验或者无意识，这一切形成了作品的纵深。它们时常历史地汇合成一个整体，交错互动。因此，“历史”成了我最乐于使用的术语之一。历史不仅监管一个时代的想象力，挑选典型的人物形象和日常生活景观，决定叙述结构，甚至抵达语言的节奏以及种种微妙的修辞细节。换言之，历史提供了一切因素相互联结的形式。

　　我当然意识到，这种文学趣味似乎越来越不合时宜了。由于后现代主义的策动，一个反对深刻的时期正在降临——文学尤其如此。喜剧，无厘头，奇幻的想象，某些轻盈光滑的句子，动漫和游戏程序设计的故事，这一切足够填充人们的心智。这时，笑声和阅读快感的背后没有什么历史，也没有多少特殊的意义需要展开阐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经典作家仅供教科书使用，卡夫卡、普鲁斯特或者《尤利西斯》是教授们测验智力的道具，《红楼梦》的精雕细琢拖垮了许多人的耐心，鲁迅如此严肃以至于不得不敬而远之。现在，学院围墙之外的口号是“娱乐至死”，只有金庸、流行歌曲和明星的轶闻才能成为众望所归的话题。这有什么不对吗？从频繁的天灾、金融危机到诡异的感冒病毒，现代社会遭受的压力如此之大，文学还有什么必要增添精神负担，卷入种种令人心烦的理论纠纷？遗忘苦恼，缓解焦虑，消磨茶余饭后的休闲时光——文学为什么不能抛开自以为是的精英架势，坦然地承担这些庸常的职责？

　　相对于深奥的哲学或者庄严的史学，文学的表情不那么矜持。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文学时常欣然地摆出与民同乐的姿态，并且充分理解“逗乐”对于草根生活的重要性。我企图争辩的仅仅是，最高意义上的文学隐含了撼动历史的潜能。批评力图打开的是实现这种潜能的空间。古人心目中的文学是街谈巷议，“残丛小语”，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文以载道”指的是安邦定国的奏议策论。引用文学修补国民素质，这已经是梁启超或者鲁迅这些思想家倡导的事情。文学并非生活边缘的一阵古怪的小感觉或者莫名的心理骚动，亦非在信函公文之间插入某些“诗意”的言辞。这些思想家洞察到文学的巨大能量，并且力图积聚和运用这些能量。在他们那里，文学的悲欢离合有助于塑造新型的人格，因而也有助于塑造新型的历史。经济冲动提供了历史的巨大驱动力，政治制度提供了社会活动的框架，宗教提供了精神信仰的指向，而伦理道德提供了日常生活的基本规范——最高意义上的文学有资格和这些举足轻重的领域并驾齐驱。历史不是一个空洞无物的抽象概念，历史是由无数的人物、事件按照一定的经纬线编织起来的。文学可以参与历史坐标的设计。因为专注于无厘头的哄笑或者廉价的悬念而遗忘了这一点，的确是一个遗憾——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关心世代栖身的历史呢？

　　当然，没有人愚蠢地向文学索取面包和坦克。文学是非物质的，批评向作品索取的是各种意义。批评的阐释即是提炼或者解放文学内部各种深藏不露的意义。作品被剖析为众多的片断置于理论显微镜之下，批评负责注解这一切具有什么价值。罗兰·巴特曾经表示，批评的写作与文学写作越来越接近了。的确，批评如同以概念、分析和思辨续写文学之后的理论故事。或者可以说，文学生产形象，批评生产意义。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无数的符号正在组成人类的生存空间。无论是城市街道、摩天大楼、汽车、广告，还是超级市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一切既是物质，又是各种形式纷繁的符号。阐释这些符号表白的内容，亦即阐释世界。因此，我愿意如此想象批评的使命——批评不仅鉴别和评判文学，而且分析哪些意义正在配置如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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