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期刊分层的历时分析

　　我国常见的期刊分层模式主要有三种：按期刊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划分，按期刊是否获奖划分，按期刊是否是核心期刊划分。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这一事件是我国期刊分层标准嬗变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期刊分层的主流方式是依据刊物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在此之后，期刊分层的主流是依据文献计量学的各种指标，判定一份期刊是否属于核心期刊。而按照是否获奖来对期刊进行层次划分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非常有限，可以说微乎其微。这既是我国期刊评奖制度本身的主体缺陷所致，也是由于大量期刊评奖的非主体外因所造成的，必须将其放在特定时代情境下综合考察，其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本文所探讨的范围。

　　中国社会有着浓厚的“官本位”传统，政治一直居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其他社会生活要素一直围绕着政治稳定的目的而进行不断地优化重组，行政级别一向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同。我国对科技期刊实行基于行政级别的分级管理制度。中直单位、全国性学会和协会及国家级科研梯队单位主办的期刊直接向国家科技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申报，接受两部委的直接管理；地方单位主办的期刊则向省级科研、新闻出版厅局申报，再报国家科技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接受地方科研出版主管厅局的直接管理。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管理模式与科技期刊类似。虽然“这种分级不是以期刊质量、学术、技术水平为划分依据，而是从期刊的行政管理机构来确定的，但是，不能说地方性期刊的质量、学术、技术水平低于全国性期刊……所有正式出版刊物都是平等的，不存在级别高低的问题”，而“国家”、“地方”的行政分级管理方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认同感，直接为科研管理部门根据期刊的行政级别对期刊学术水平进行判定提供了合法依据，进而导致了基于期刊行政级别对论文学术水平的评价。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长期以来，在申报、评定科研成果及晋升职称工作中，虽然国家并无规定，一些单位却按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划分刊物等级，并据此判断科技论文的学术质量，而且颇具普遍性”。

　　诚如黑格尔所言：“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虽然这种“以出生论英雄”的期刊分层方式不是最完美的，但是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国家级期刊的主办单位大多拥有较为雄厚的物质资源，这为主办一份优秀的学术期刊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国家级的期刊主办单位拥有强大的智力资源储备，汇集了大量的学术精英。他们用较高的学术鉴赏力对期刊稿源进行审核，从而为期刊学术质量提供可靠的保证，而且在缺乏优秀稿源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就可以成为文稿的重要来源。这些独特的优势是地方性期刊所不能比拟的。

　　1991年6月，国家科委、新闻出版署颁布了《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其中第六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期刊，按期刊主管部门分为全国性期刊和地方性期刊。全国性期刊是指国务院所属各部门、中国科学院、各民主党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管的期刊；地方性期刊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委、厅、局主管的期刊。”这一文件的颁布，无疑成为以行政级别对期刊进行分层的法律依据，也标志着以行政级别为标准的期刊评价方式发展到顶峰。

　　物极必反，在以行政级别进行期刊评价走向顶峰之时，一股孕育了十多年的潜流在默默涌动，正准备取而代之，走向期刊评价的前台。这股潜流就是核心期刊。

　　核心期刊是一件“舶来品”，其理论基础是布拉德福（S.C. Bradford）文献离散定律（Bradford’s Law of Scattering），也有学者认为布氏定律和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的引文分析理论、普赖斯（Derek de Solla. Price）的文献增长与老化定律（特别是研究峰值理论）三者共同构成了核心期刊的理论基础。

　　1973年，《国外书讯》杂志率先译介西方的“核心期刊”理论及国外科技核心期刊表。80年代，国内图书馆界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信息的选择和收集问题。一方面期刊的数量和价格均在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建设刚刚起步的国家无法为图书馆提供更多的经费来应对这种数量和价格的增长。如何以有限的经费实现所收集的信息密度和使用价值最大化，成为整个图书馆界所最为关心的问题。而核心期刊理论使图书馆界看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曙光。图书馆人本着“学以致用”的目的纷纷投入到核心期刊的研究当中，使其成为图书情报学界的研究焦点。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核心期刊遴选指标和遴选方法的不断深入研究，80年代末“核心期刊”由一个“舶来品”顺利实现了“本土化”着陆，而且核心期刊的概念也在“本土化”进程中逐渐渗透到图书情报界以外的学科领域，特别是科研管理界。

　　核心期刊的影响力之所以能成功地从图书情报领域拓展到整个学术界，是自身特质与时代要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核心期刊的理论基础是经典文献计量学定律，主要根据载文指标和引文指标测量的数据而得到。根据马克思的名言：“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基于统计数据的核心期刊披上了“科学”的神圣外衣，这使核心期刊比传统的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分层方式的科学性大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自1987年以来，中国科学界开始采用国际通用的科学计量指标来评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实绩。核心期刊作为科学计量的期刊分层方式，迎合了科研管理部门定量评价的管理需要。

　　在学术界，研究人员一直存在着弱化行政对学术进行干预的要求，对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评价方式诟病已久。陈燕和陈静指出这种评价方式“阻碍科研成果的传播速度，影响众多期刊提高质量的积极性，影响评奖、评职的公正性”。因此，学术界强烈要求建立基于学术水平的评价机制。核心期刊理论所使用的文献计量指标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弱化行政评价的要求，而且其中的引文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研究人员对学术水平进行评价的需要。在期刊编辑界，核心期刊的“动态性”打破了基于行政级别的静态期刊分层方式，引入了期刊竞争机制，势必得到广大处于行政弱势地位的期刊编辑人员的支持。虽然自核心期刊引入科研评价领域之后，引起了期刊编辑界、学术界的不少非议，但是核心期刊已经成为当前期刊评价和科研成果评价主流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现行期刊分层方式的局限性

　　从基于行政级别的分层模式转换到基于核心期刊的分层模式，期刊评价完成了静态分层到动态分层的转变，如同人类社会中打破以血统和出身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一样，这无疑是我国期刊分层体制的一次巨大进步。而且，期刊分层方式的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研究成果从行政评价到学术评价的转变。然而，核心期刊作为期刊分层和研究成果评价的工具，也受到学术界、期刊界的质疑和批判。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

　　第一个方面是，分层目标和使用目的的背离。

　　我国的学术期刊大都集中在首都和省会城市，为了便于对期刊进行审批和管理，根据期刊主管单位的级别向不同级别的出版管理机构进行申报批准，产生了“国家”、“地方”的期刊层级差异，这完全是基于行政的可操作性。这种分层方式本身不具有任何学术水平评价的成分，也并非为评价期刊的学术水平服务，当然，更毋庸扩张到由期刊的学术水平进而判定其所刊载的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因此，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分层方式对研究成果进行评价，在逻辑上就是行不通的。

　　如前说述，核心期刊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如何以有限的经费实现所收集的信息密度和使用价值最大化，它的原始功能在于“获取高密度的情报源”，从而有利于专业图书馆建立基本馆藏，指导读者浏览专业期刊。虽然引文指标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期刊的学术水平，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它并非纯粹的对期刊学术水平的评价。

　　无论是基于行政级别还是基于核心期刊理论的期刊分层方式，他们的本质目的都不是为了评价期刊和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而设立的。而这两种期刊分层方式均被科研管理部门借用，作为评价科研成果的手段和工具。分层目标和使用目的的背离，是导致学术界对这两种期刊分层方式批判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方面是，二元对立的期刊分层观及其导致的结构紧张。

　　基于行政级别和基于核心期刊理论的期刊分层方式，均产生了一个共同的后果——二元对立的期刊分层观。尽管有些学者将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分层引申为“中央（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的三级层次结构，但是仍然无法摆脱“中央”与“地方”的基本分层格调。核心期刊所导致的二元对立的分层局面更为明显，通过各种核心期刊表的确定，全国的学术期刊“以是否‘核心’被区分为两大壁垒，或者两大等级，或者说两大品类”。在现行评价系统和研究人员投稿动机的共同作用下，这种二元对立的期刊分层观直接导致了整个期刊界的结构紧张。

　　在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结构紧张”概念的是社会学家默顿。所谓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即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够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失衡的状态。

　　在现行条件下，一家期刊是否被评为“核心期刊”，直接关系到期刊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一份学术期刊未被评为核心期刊，就意味着其刊载的研究成果无法得到现行科研评价系统的认可。研究人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投稿时会将非核心期刊作为自己投稿的第二选择。优秀稿源是期刊发展的生命线。非核心期刊在现行的社会评价机制和研究人员的个人选择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无法竞争到一流的优秀稿源，甚至处于丧失稿源的困境，其选稿过程也成为一种吃核心期刊“剩饭”的过程。

　　非核心期刊在面临稿源困境的同时，还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订购量的不断下滑。学术期刊的主要购买者是各种类型的图书馆，而核心期刊的原始功能之一就是为图书馆订购期刊提供依据。一份学术期刊如果不是核心期刊，也就意味着丧失了众多的图书馆买家，其结果就是发行收入的锐减。虽然我国学术期刊的办刊经费主要来自于主办单位的拨款，但是核心期刊评定导致的非核心期刊发行量的下降，无疑剥夺了期刊争取更好的办刊物质条件的可能性。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的常务副主编宿伯杰说：“1993年，笔者所办的期刊的收稿量和订数分别比1991年陡降30%和31%，至1996年，定数比1991年下降了52%。这与1992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出版有立竿见影的因果关系。”一些学者也指出：“这种将学术期刊腰斩为二（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并将之与学人的利益挂钩的做法，实际上使得学术期刊界原本有序的自由竞争变得非常不公平，学术资源的分配和流向完全为所谓的核心期刊所左右。”最终在学术期刊界产生了核心期刊的“马太效应”和非核心期刊的“贫困恶性循环”，致使整个学术期刊被划分为二元对立的“核心”与“非核心”两大阵营。

　　第三个方面是，粗放式的分层结构无法胜任科研成果评价的使命。

　　期刊编辑界、学术界除了从学理上“质疑‘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认为核心期刊作为期刊评价和科研成果评价的工具是“无可奈何的功能误用”，还从形式上对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展开批驳。

　　基于行政级别的期刊分层将“期刊只划分为国家级、省市级期刊”，基于核心期刊理论的期刊分层将“期刊级别只划分为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这种二元对立的粗放式期刊分层模式未能做到“拉开档次”，“不适宜在大范围内笼统采用，不然就会出现《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国音乐教育》平级的滑稽现象”。钱荣贵也指出：“现行的‘核心期刊表’没有对入选期刊进行分级处理，是不是发表在同一类‘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其学术质量都一样呢？显然也不是如此。”

　　因此，这种二元对立的期刊分层模式作为期刊评价和研究成果评价的有效性及准确性较低，不能很好地胜任期刊评价与科研评价的职责、完成科研评价对学术研究进行有效导引的社会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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