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研究方法的影响，美国学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高度专业化，学者们研究的问题越来越细致，观察问题的视角也越来越微观。但是与此同时，另有一批学者并没有放弃对宏大问题的关注，他们试图找到美国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决定着美国政治的走向，体现了美国政治的总体特征。周期理论便是在这种研究思路之下出现的代表性成果。形形色色的周期理论虽然内容各异，但通常的模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模式认为，政治现象A每隔N年就会出现一次；第二种则是，每隔N年都会出现由政治现象A转向B的情况，然后再隔大约N年又由B转回A，如此循环下去（复杂一点的话，则会有A、B、C三个政治现象轮替）。

　　长、短周期理论

　　根据周期的持续时间，可以将美国政治的周期分为短周期和长周期两类。短周期是相对简单和清楚的，主要产生于两党轮替的过程之中，即选民天然具有一种对执政党厌倦和不满的情绪，在任的政党即使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失误，8—12年以后仍然会被选出局。在美国政治史上，在任者的时间跨度一般都是两到三个总统任期。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共和党与民主党有规律地交替执掌白宫，两党分别经历了两个两届连任期；另外，共和党有一个三届连任期（里根—老布什时期），而民主党有一个一届任期（卡特时期）。如果再往前追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至20世纪90年代，两党的平均执政时间相差无几。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政党轮替的短周期现象，一方面从选民心理来看，任何政党在两至三个任期的时间里总会做出一些让选民挑到毛病的事情，从而引发选民换换口味的想法；另一方面领先者当选制（First Past the Post，FPTP）的选举规则加上选举人团制度塑造了美国严格的两党制，也为这种短周期现象提供了制度背景。

　　相比短周期，美国政治中的长周期问题要复杂得多。雷斯尼克（David Resnick）和托马斯（Norman C. Thomas）将学者们所讨论的长周期分为三类：价值周期、选举周期和统治周期。价值周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麦克利兰（David McClelland）和亨廷顿。小阿瑟·施莱辛格在1987年出版的《美国历史的周期》一书中，从意识形态变化的角度，将美国政治历史看成是每30年一个周期的循环过程。这30年由两个15年组成，其中一个15年是公共目的取向的自由主义时期，另一个15年则是私人利益取向的保守主义时期。以20世纪的历史为例，1900年代、1930年代和1960年代属于公共目的取向的自由主义时期，2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属于私人利益取向的保守主义时期，而40年代和70年代是转折时期。麦克利兰认为美国历史由社会改革与战争状态交替转变的周期构成，发生这种转变的社会动机是美国人对“归属”和“权力”的心理需求循环。当美国人对于权力的社会心理需求超过归属的需求时，就会从社会改革时期步入帝国动机时期，随后将出现战争状态。历史上社会改革与战争状态前后相继的例子有：杰弗逊民主和1812年战争、杰克逊平民主义和墨西哥战争、废奴主义和国内战争、要求社会正义的进步主义和一战以及新政和二战。亨廷顿在1981年出版的《美国政治》一书中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更长的政治周期，即从独立战争以来美国历史上每隔六七十年就会出现一次重大的信念激情现象，迄今为止已经有四次这样的时期：独立革命时期、杰克逊时期、进步主义运动时期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抗争时期。其中，每一次信念激情都会导致反映历史进步的社会改革的产生。信念激情周期形成的根本动力是，在美国政治中持久存在着理想与体制的裂痕，即美国人以自由民主价值为国民认同的基础，并对之顶礼膜拜，而现实的政治体制总是不能实现理想价值的要求。

　　“关键性选举”理论

　　选举周期理论常常与“关键性选举”或“选民重组性选举”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小V.O.基（V.O.Key， Jr.）于1955年在《关键性选举理论》一文中提出的。所谓“关键性选举”，是指选民受到极大重视、选举参与的程度相对较高、投票的最终结果显示出先前存在的选民内部分裂发生了巨大改变的选举。“关键性选举”往往发生在美国政治发展的转折点，社会经济条件的剧变和选民的代际转换是“关键性选举”发生的主要原因。美国历史上的大选由少量的“关键性选举”和大量的“非关键性选举”所组成。对“关键性选举”或选民重组出现的规律的探讨，乃是选举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继小V.O.基之后，对这一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有：伯恩翰（Walter Dean Burnham）、博姆坡尔（Gerald M. Pomper）、贝克（Paul Allen Beck）和桑德奎斯特（James Sundquist）。一般认为，“关键性选举”每隔30年左右会出现一次，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已经出现了5次明显的“关键性选举”，分别为：1800年杰弗逊的民主共和党战胜联邦党、1828年杰克逊的民主党战胜辉格党、1860 年林肯的共和党战胜民主党、1896年麦金利的共和党战胜民主党与平民党的联盟以及1932年罗斯福的民主党战胜共和党（也有学者认为应该除去1800年和1828年的选举，因为美国政党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成熟）。然而，20世纪60年代并没有出现选举周期理论所预期的“关键性选举”，这导致人们对选举周期产生了怀疑。瑞奇利（James Reichley）建议将“关键性选举”出现的时间间隔修改为60—70年，将5次“关键性选举”减少为3次：1800年、1860年和1932年。这样，最近一次选民重组应该发生在2000年。而2000年的总统大选，尽管小布什获得了胜利，共和党也取得了议会多数，但小布什所赢得的选民票少于戈尔，因此很难说发生了政党选民重组现象。

　　外交政策的情绪/利益理论

　　最后一种统治周期强调的是政策内容或运行过程的规律性，属于国家统治的范畴。虽然美国学者在这方面众说纷纭，但是最具启发性的要数科林伯格（Frank Klingberg）和霍姆斯（Jack Holmes）所提出的“外交政策的情绪／利益理论”。按照科林伯格的说法，美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行为自1776年以来一直受到内向和外向的大众情绪的交替影响，政治历史在内向阶段和外向阶段之间循环，一个完整的周期由大约21年的内向阶段和28年的外向阶段组成。在内向阶段，大众情绪着眼于国内事务；而在外向阶段，大众情绪倾向于利用经济与军事权力来保护和提升美国的国际利益。霍姆斯扩展了科林伯格的理论，他认为大众的主导情绪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是政策导向产生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原因。与其他大部分周期理论所不同的是，“外交政策的情绪／利益理论”在对未来进行预测方面似乎并未遇到挑战。科林伯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该理论时，曾准确预测到外向阶段将在60年代末结束，那么如果该周期继续起作用的话，新的外向阶段应该开始于1990年左右。而美国于1989年干涉巴拿马、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则正好预示了外向阶段的开始。

　　周期理论通过对过去历史经验的解释，试图抓住美国政治的核心问题，找到美国政治变化的规律，预测美国政治发展的走向，为人们理解美国政治提供了解释力很强的分析框架。这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在西方政治学中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乌斯。亚里士多德在经典的政体分类学说中，提到了政体的合法形式向其腐化形式转化的规律。而波利比乌斯则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政体循环的理论，他认为每一种纯粹的政体都有向自己对立面蜕变的倾向，并形成一个循环的过程。与古典的政体循环理论相比，美国政治研究中的周期理论显然更为精致，一般都加入了较为明确的时间变量，从而增添了预测的吸引力。美国学界对政治周期研究的发达，一方面显示出美国政治学研究的繁荣局面，另一方面则说明美国政治现实框架的长期相对稳定性。这两个条件都是我们目前所不具备的，因而在我国学界短期内还难以出现类似的周期理论。不过，美国学者对社会现象进行概念化的方法却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比如小V. O. 基通过对美国1896年和1932年大选的分析构造出了“关键性选举”的经典概念，便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案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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