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大体境遇是：一方面享受持续增加的社会财富给予的各种资源，一方面又不得不经受夹杂其间的非有利因素的“挤兑”，而有意无意做出或消极或积极、或负面或正面的调适。在延续此前女性个体自我意识觉醒与探索的积淀上，呈现出对女性与世界关系的洞察，一种有别于“他”的性别观与世界观，乃至文学观由此相伴而生。

　　以性别指称作为核心概念的女性文学，已然标出其必有（或必要）区别于“他”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由于女性写作未曾获得一体性同在，致使女性文学由此获得特殊性存在与命名。因此，女性写作的状貌——无论它呈现的是什么，都是其所处的文化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及其制度的反映。在男权历史文化话语于今犹存的语境中，潜伏于个人、集体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文学标准、社会评价、文化取向乃至政治意向，都会给女性写作造成有异于“他”的双重困境：一是她如何写的状况——自觉或非自觉裹挟在“他”内，还是出其之外而有别于“他”？二是她会遭遇什么并受制于彼的状况，尤其是在性别意识仍未成为包括批评家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的自觉意识，遑论内化为批评视角、思维与方法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多元竞争与多元并存的市场经济与文化形态，与带有后现代精神实质的女性主义思潮涌入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质素。女性意识的觉醒，自我主体的确证，个性艺术的追求，带来现代气质与先锋意味的书写，质疑、寻找、破开、反规、僭越，尤其体现在备受内涵曲解与意义混淆的身体写作与私人化写作行为上，不仅有别于“他”文学，亦有别于传统女性文学。新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大体境遇是：一方面享受持续增加的社会财富给予的各种资源，一方面又不得不经受夹杂其间的非有利因素的“挤兑”，而有意无意做出或消极或积极、或负面或正面的调适。就其主要表现来说，可见其在延续此前女性个体自我意识觉醒与探索的积淀上，呈现出对女性与世界关系的洞察，一种有别于“他”的性别观与世界观，乃至文学观由此相伴而生。

　　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应该注意：一是以“身体”这个饱含性政治意味的意象，延续对性别文化历史与女性生存境遇呈现的深入，它特别表现在她们对作为男权文化象征系统的语言符号的体察与把控上，如海男的《桃花劫》、《妖娆罪》，盛可以的《道德颂》等。身体的自我言说有可能成为敞开真相的路径，她们的言说使身体具象化地敞开，与众所周知的抽象化语义的隐喻构成强烈的戏仿或反讽，奇妙地兼具现代气质与后现代色彩。二是内化的性别意识与视角，使她们能对“日常生活世界”（everyday world）的呈现，包括婚恋家庭关系、生育关系、人际关系、家务劳动，以及被忽略的个体心灵成长史等影响国家经济和社会公共制度的一系列“私人领域”，包括在现代都市、传统乡村、现实与记忆的不同时空和层面上的叙事。不仅是王安忆、残雪、铁凝、张抗抗、迟子建、池莉、范小青、张欣、黄蓓佳等这样一批耳熟能详的女作家有突出表现，更有须一瓜、北北、乔叶、叶弥乃至80后女作家的强劲冒出。她们极具个性、敏感、深邃、细致、独特的挖掘与呈现，极大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内涵与审美经验。三是在近年颇为人注目的底层叙事上，方方、林白、徐坤、孙慧芬、葛水平等的作品引人瞩目，颇得“主流评论”缘，但亦可见有的评论连赞赏本身都不脱男权话语之思维定式与语式，典型似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所说的“只为男人成就方式设置的文化”的评价。例如林白的《妇女闲聊录》，首先是其借鉴女性主义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对妇女口述史的书写与研究模式，由此呈现历史以外的另一重历史，特别是在男权文化话语中建造的假模假式的“稻香村”式的民间外的另一重民间，“刘姥姥”式底层的另一重底层。而与此同样重要的是，她们通过类似叙述行为参与了作品意义的创造，获得其作为作家生命的意义。她们由此表现出的文化态度与审美品格，完全有可能创造出有别于“他”的史诗范式。四是海外华裔女作家（包括使用母语与所在国语言）的写作近年异常活跃，佳绩显著。其中，有在国内市场与文坛都颇具影响力的严歌苓、虹影、张翎、六六等，有以英语写作，在国外市场与文坛获得好评的李翊云、罗惠贤等，三重性文化背景与身份（家国的、族裔的、性别的）的差异给她们带来别样的视角与话语形态，她们对中国故事的叙述，对历史感与人性呈现的把控，在交杂后殖民文化批判的话语背景下，更显得饶有意味。

　　当然，女性写作同时受到各种资源的负面挤压与制约，最直接的是文学批评。很少有人意识到批评主体性别意识的缺乏，既往批评话语的习得经验与思维因袭，形成一种似是而非和司空见惯的批评逻辑与话语模式。哪怕是中肯善意的批评，也会产生南辕北辙之感，女性文学的发展不得其助反受其乱。如林白《妇女闲聊录》的叙述方式，被某些批评家质疑与文学性关联的问题，林白的反应是：“文学是不是只有一种呢？ 该由谁来裁定呢？又由谁来规范呢？高于生活可以，等于生活或低于生活是不是也可以呢？”在质疑现存文学标准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中，可见其所对应的批评从认知到方法上的肤浅与局限。另一种“捧打”效果是：先“肯定”林白的“闲聊”是一种转变，于是乎“这样彻底的转变显而易见地昭示了以抗拒的姿态闻名于世的‘女性写作’的寿终正寝”。由现在否认过去，由“新现”取代“旧存”的线型进化逻辑，将二者硬圈置成你死我活状，这也是常见褒扬式批评之逻辑手法。这样的武断倒是昭示了批评自身的盲目与粗陋。

　　女性写作注定要在这样的乱流冲击中存在，有的为其所困，有的为其所惑，有的随之摇摆，有的被惯性驱动，但我们今日看到了从万相杂陈中有别于“他”的独秀而出，这是女性文学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其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文学院)以性别指称作为核心概念的女性文学，已然标出其必有（或必要）区别于“他”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由于女性写作未曾获得一体性同在，致使女性文学由此获得特殊性存在与命名。因此，女性写作的状貌——无论它呈现的是什么，都是其所处的文化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及其制度的反映。在男权历史文化话语于今犹存的语境中，潜伏于个人、集体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文学标准、社会评价、文化取向乃至政治意向，都会给女性写作造成有异于“他”的双重困境：一是她如何写的状况——自觉或非自觉裹挟在“他”内，还是出其之外而有别于“他”？二是她会遭遇什么并受制于彼的状况，尤其是在性别意识仍未成为包括批评家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的自觉意识，遑论内化为批评视角、思维与方法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多元竞争与多元并存的市场经济与文化形态，与带有后现代精神实质的女性主义思潮涌入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质素。女性意识的觉醒，自我主体的确证，个性艺术的追求，带来现代气质与先锋意味的书写，质疑、寻找、破开、反规、僭越，尤其体现在备受内涵曲解与意义混淆的身体写作与私人化写作行为上，不仅有别于“他”文学，亦有别于传统女性文学。新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大体境遇是：一方面享受持续增加的社会财富给予的各种资源，一方面又不得不经受夹杂其间的非有利因素的“挤兑”，而有意无意做出或消极或积极、或负面或正面的调适。就其主要表现来说，可见其在延续此前女性个体自我意识觉醒与探索的积淀上，呈现出对女性与世界关系的洞察，一种有别于“他”的性别观与世界观，乃至文学观由此相伴而生。

　　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应该注意：一是以“身体”这个饱含性政治意味的意象，延续对性别文化历史与女性生存境遇呈现的深入，它特别表现在她们对作为男权文化象征系统的语言符号的体察与把控上，如海男的《桃花劫》、《妖娆罪》，盛可以的《道德颂》等。身体的自我言说有可能成为敞开真相的路径，她们的言说使身体具象化地敞开，与众所周知的抽象化语义的隐喻构成强烈的戏仿或反讽，奇妙地兼具现代气质与后现代色彩。二是内化的性别意识与视角，使她们能对“日常生活世界”（everyday world）的呈现，包括婚恋家庭关系、生育关系、人际关系、家务劳动，以及被忽略的个体心灵成长史等影响国家经济和社会公共制度的一系列“私人领域”，包括在现代都市、传统乡村、现实与记忆的不同时空和层面上的叙事。不仅是王安忆、残雪、铁凝、张抗抗、迟子建、池莉、范小青、张欣、黄蓓佳等这样一批耳熟能详的女作家有突出表现，更有须一瓜、北北、乔叶、叶弥乃至80后女作家的强劲冒出。她们极具个性、敏感、深邃、细致、独特的挖掘与呈现，极大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内涵与审美经验。三是在近年颇为人注目的底层叙事上，方方、林白、徐坤、孙慧芬、葛水平等的作品引人瞩目，颇得“主流评论”缘，但亦可见有的评论连赞赏本身都不脱男权话语之思维定式与语式，典型似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所说的“只为男人成就方式设置的文化”的评价。例如林白的《妇女闲聊录》，首先是其借鉴女性主义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对妇女口述史的书写与研究模式，由此呈现历史以外的另一重历史，特别是在男权文化话语中建造的假模假式的“稻香村”式的民间外的另一重民间，“刘姥姥”式底层的另一重底层。而与此同样重要的是，她们通过类似叙述行为参与了作品意义的创造，获得其作为作家生命的意义。她们由此表现出的文化态度与审美品格，完全有可能创造出有别于“他”的史诗范式。四是海外华裔女作家（包括使用母语与所在国语言）的写作近年异常活跃，佳绩显著。其中，有在国内市场与文坛都颇具影响力的严歌苓、虹影、张翎、六六等，有以英语写作，在国外市场与文坛获得好评的李翊云、罗惠贤等，三重性文化背景与身份（家国的、族裔的、性别的）的差异给她们带来别样的视角与话语形态，她们对中国故事的叙述，对历史感与人性呈现的把控，在交杂后殖民文化批判的话语背景下，更显得饶有意味。

　　当然，女性写作同时受到各种资源的负面挤压与制约，最直接的是文学批评。很少有人意识到批评主体性别意识的缺乏，既往批评话语的习得经验与思维因袭，形成一种似是而非和司空见惯的批评逻辑与话语模式。哪怕是中肯善意的批评，也会产生南辕北辙之感，女性文学的发展不得其助反受其乱。如林白《妇女闲聊录》的叙述方式，被某些批评家质疑与文学性关联的问题，林白的反应是：“文学是不是只有一种呢？ 该由谁来裁定呢？又由谁来规范呢？高于生活可以，等于生活或低于生活是不是也可以呢？”在质疑现存文学标准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中，可见其所对应的批评从认知到方法上的肤浅与局限。另一种“捧打”效果是：先“肯定”林白的“闲聊”是一种转变，于是乎“这样彻底的转变显而易见地昭示了以抗拒的姿态闻名于世的‘女性写作’的寿终正寝”。由现在否认过去，由“新现”取代“旧存”的线型进化逻辑，将二者硬圈置成你死我活状，这也是常见褒扬式批评之逻辑手法。这样的武断倒是昭示了批评自身的盲目与粗陋。

　　女性写作注定要在这样的乱流冲击中存在，有的为其所困，有的为其所惑，有的随之摇摆，有的被惯性驱动，但我们今日看到了从万相杂陈中有别于“他”的独秀而出，这是女性文学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其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文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