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不仅仅是某一种特定的宗教形态，更是一种情感、意识、终极关怀。对于欧洲人来说，宗教是其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和思想传统，就马克思早年思想的发展而言，情形并不例外。

　　马克思一生发表过大量关于宗教的论述，就否定性意见而言，事实上马克思在成年时期抨击和反对的只是特定的宗教教义及其思想流弊，研究和透视的是宗教产生的世俗基础及其未来命运。但作为西方文明孕育的一代思想巨匠，很难说他与普泛意义上的宗教情结、宗教心理和终极关怀没有关联，至少在青少年时期，神学与宗教一直是他成长和运思的背景。

　　很多论著都注意到作为律师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对少年马克思的重大影响，称其父为“启蒙主义者”、“理性主义者”。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严格说来并不是拒斥神学、走向无神论或反宗教，而是改换门庭，别立皈依。在马克思出生前两年的1816年父亲改信路德教，1824年父亲又为包括马克思在内的7个孩子做了洗礼，1825年母亲也改信基督教，1834年3月23日马克思受坚信礼。除了家庭的影响，马克思在特利尔弗里德利希·威廉中学的6年学习期间，宗教读本一直是贯穿其所修语言、历史两大课程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由此看来，说马克思是在神学背景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应是一个恰当的指认。

　　马克思早期（1835年）曾写过一篇宗教作文，这是一篇命题作文，要求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至14节的有关论述，论证信徒与基督的同一性问题。这是对少年马克思的宗教知识、宗教观念、宗教情感的一次综合检视。马克思的解答初步透露出他观照和把握世界的特有角度和方式。

　　关于信徒与基督结为一体的根据。马克思首先把目光投向“历史”，认为各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不论曾经多么发达或鼎盛，都始终摆脱不了迷信的枷锁，也没有形成关于自己、关于神的完满概念，在伦理、道德方面更有诸多不高尚的表现。在古代民族，那些未聆听过基督教义、心无所寄的野蛮人，始终处于一种内心不安、害怕神威、深感卑贱的情绪中，连古代最伟大的哲人柏拉图也不止一次表示了对一种更高存在物的深切渴望，以为这种存在物的出现可以实现那尚未得到满足的对真理和光明的追求。总之，“历史”“这个人类的伟大导师”“教导我们，同基督结合为一体是必要的”。

　　其次是考察人的本性。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两面性的、矛盾性的存在，一方面人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但另一方面，欲望的火焰时刻吞没永恒的东西，罪恶的诱惑声淹没崇尚德行的热情，对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庸俗追求排挤着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个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创造物的成员”，但是，善良的创世主不会憎恨自己的创造物，他想使自己的创造物变得像自己一样高尚。

　　再次是求救于“基督本人的道”。马克思认为，这是信徒与基督结为一体“最可靠的证据”。《约翰福音》中基督把同他结合为一体的必要性表达得最清楚的地方，就是“葡萄藤”和“枝蔓”这一绝妙的比喻，基督把自己比作葡萄藤，把信徒比作枝蔓。枝蔓依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结果实的，所以信徒离开基督就无所作为，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样，历史、人性和基督都为信徒与基督结为一体的必要性提供了证明和依据。

　　关于信徒与基督结为一体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爱注视”、“精神交融”。在同基督的结合中，信徒要用爱的眼神注视上帝，满怀最热忱的感激之情，心悦诚服地拜倒在他的面前。这是对基督之于信徒之爱的回报，因为基督是宽宏大量的父亲、善良的引导者，是辛勤的园丁。同时，对上帝之爱要延伸到人类之爱、对他人的爱。由此可以看出，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就是同基督实现最密切、最生动的精神交融。二是遵从命令，作出牺牲。对基督的爱不会是徒劳的，但也不可能是轻松的。这种爱不仅使我们对基督满怀最纯洁的崇敬和爱戴，而且“使我们遵从他的命令，彼此为对方作出牺牲”。特别是要求信徒以理性约束自己的行为，甘愿忍受困难和劳累，这样才能体现出对上帝本身的崇敬。

　　关于信徒与基督结为一体的作用。马克思认为一是提升德行，摆脱一切世俗，成为真正神性的东西。任何令人讨厌的东西不见了，所有粗野的东西消失了，德行变得更加超凡脱俗，同时也变得更加温和、更近人情。二是安顿灵魂，使心灵快乐。同基督结合为一体可使人变得内心高尚，在苦难中得到安慰，有镇定的信心和一颗面向博爱、面向一切高尚伟大的事物敞开的心。这会使人得到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伊壁鸠鲁主义者在其肤浅的哲学中、比较深刻的思想家在单纯对知识的追求中企图获得又无法获得的，这种快乐只有同基督并且通过基督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天真无邪的童心，才能体会得到，并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

　　我们看到，名义上是根据《约翰福音》指定章节进行论述，但马克思的思路已经越出了这一界域。中学阶段大量历史和文学作品的阅读使他获得多样的思路和精彩的提炼，这甚至掩盖了有关宗教知识的陈述。更有深意的是，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关于信徒与基督同一的更为精致的本体论证明、认识论证明、道德论证明等已经流传甚久，有足够的材料表明马克思对此是比较了解的，但马克思没有抄袭其中的某一种思路（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这又是最可能、最容易，又无可指责的事情），而是以自己观照问题的特有视角和方式把所有这些思路统摄起来，对它们作了分解和渗透，这是难能可贵的。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思想的起源中，欧洲人文经典构筑的文化基石及其深厚的“文化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就包括宗教环境或氛围。我们不应在狭隘的意义上理解宗教，把它等同于某一特定的宗教形态，实际上宗教更是作为一种情感、意识、终极关怀存在的。对于欧洲人来说，宗教是其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和思想传统，就马克思早年思想的发展而言，情形并不例外。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版的三篇文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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