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国社会科学报》委托，2009年7月10日下午，杨学功博士和赵峰博士利用在韩国从事访问研究的机会，对首尔大学哲学系主任许南进教授做了专访。访谈是在许南进教授的办公室进行的，时间近3个小时。他广泛谈到哲学在韩国的境遇、韩国哲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韩国哲学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前景等方面的情况。现根据访谈录音采用问答形式整理成文，供中国学界同仁参考。

　　许南进，1955年生，哲学博士，首尔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领域为韩国哲学，主要著作有《朝鲜前期的理气论》、《朝鲜后期的气哲学》、《韩国哲学资料集》、《韩国史——思想编》等。

　　杨学功，1963年生，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首尔大学哲学思想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赵峰，1964年生，哲学博士，中央党校哲学部副教授，首尔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哲学在韩国的境遇

　　问：我们两人都是20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的。在中国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哲学是最受重视的热门学科，年轻学子青睐有加。我们就是在那样的氛围中喜爱上哲学，并最终选择以哲学为业的。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推进，哲学的地位不断下降，现在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冷门学科。哲学系普遍面临招生困难，社会公众对哲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淡漠。您作为首尔大学哲学系主任，对韩国哲学界的情况一定非常了解。我们想知道的是，哲学在韩国的境遇如何？有没有像在中国所发生的那些情况？

　　答：韩国的情况大致跟中国差不多，韩国可能稍早一点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在韩国，20世纪60—70年代哲学的地位远远高于现在。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非常重视用哲学来使自己的政治理念合理化。政府偏向于右派，试图发展资本主义的市民哲学，而左派主张社会主义的理念。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紧接着1988年汉城奥运会，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苏关系发生突变，随后又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一系列事件使韩国的社会主义拥护派深受打击。当时，韩国的社会主义哲学家有一部分人拥护毛泽东或金日成，还有一部分人关注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社会主义。然而中国已经不走毛泽东的路线，苏联斯大林的统治也早已结束，因此他们失去了理论的现实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其中极端的一部分人便成为亲朝鲜派。朝鲜与韩国本来同属一个民族，但是长期分裂造成很多隔阂，这使韩国百姓感到不安。所以，亲朝鲜派到后来就离百姓越来越远了。即使有很大一部分人赞同社会主义哲学理论，他们也不能明确地说出来，因为会有亲朝鲜的嫌疑。

　　在这样的背景下，执政党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心越来越少，对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的需要在制度上也明显减少。2000年以后，便产生了所谓“人文学的危机”。其中，我个人觉得哲学教育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社会在变化，需要用新的理论来解释问题，但是老师们所教的内容都还是以前的，根本不能适应新环境。所以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韩国社会突飞猛进的变化，哲学脱离了社会的需要，更多的是茫然若失、哑口无言。学生也对哲学问题不太关心，而是更关注实用性的学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制度上作为必修课的哲学也被取消了。现在，人们对哲学的冷漠还在延续着。

　　问：韩国有多少大学设有哲学系？它们的情况怎样？

　　答：韩国很多大学都设有哲学系，在192所大学（包括专科院校）中，55所大学有哲学系。2000年以后，其中9所大学要么是取消了哲学系，要么就是与其他院系合并而改名。中国的情况可能不同于韩国，因为相对来说，中国还没有太多的哲学系，所要采取的解决方案也应该不同。韩国首先要在数量上减少，然后加强管理和建设。我个人觉得，55所大学的哲学系中，留10所大学招研究生就够了。

　　韩国哲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问：看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韩国，哲学的地位都下降了。但是我们认为哲学没有也不会消亡，因此哲学系还得继续办下去，虽然并不好办。办好哲学系需要多方面的条件，诸如学科设置、师资队伍、教材建设、图书资料等等，现在我们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首先一个问题是学科设置，在中国，哲学是一级学科，下面分设8个二级分支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韩国的哲学学科设置是怎样的呢？

　　答：韩国与中国情况不同。韩国哲学系的教师非常少，不分什么教研室，也没有二级分支学科。首尔大学的人文学院分为哲学、美学、宗教学三个部分，宗教学和美学之外的都属于哲学。但是好多大学没有宗教学和美学。韩国是学院下面设系。哲学系有两个研究方向（program），东洋哲学和西洋哲学。不过，所有教授都属于哲学系，不分教研室。只有研究生分为东洋哲学专业和西洋哲学专业。至于伦理学，首尔大学的师范学院也在讲。因为师范学院专门培养高中老师，而高中有叫“伦理”的科目，所以需要讲伦理学。首尔大学哲学系也有两位教授在讲伦理学，一位主讲美国的伦理学，另一位主讲社会政治哲学。我们这里搞逻辑的只有一位教授。

　　我倒有个问题想问你们：按照中国的8个二级分支学科划分，在德国研究海德格尔的学者属于哪一类呢？在美国念维特根斯坦的学者又属于哪一类呢？（杨学功：它们都属于“外国哲学”。）依我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与其他5个学科有所不同。按照中国的划分，认识论应该属于哪个学科呢？（杨学功：中国的哲学学科划分逻辑上很不严密，实际上是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的，近年来已经引起广泛的反思和讨论。比如，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是按照地域划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按照学派划分；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科学技术哲学一般被认为是分支哲学，但还有很多分支哲学并没有包括进去，如您提到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等等；至于宗教学，它既是一个二级学科，又是与哲学系平级的系。这种混乱，严重影响到哲学学科建设。比如您提到的认识论，我们那里马哲、中哲、外哲、逻辑学、伦理学的老师都在讲。）

　　问：在中国，哲学学科划分的混乱除了造成内容交叉重复外，还由于与之配套的教研室体制设置使之凝固化，导致各二级学科之间门户分立、壁垒森严、互不往来，学问越做越窄，彼此不能交流，甚至产生误解和偏见。韩国既然没有过细的学科划分，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吧？

　　答：其实韩国也有类似的问题，只是性质和成因有所不同。我们虽然不分教研室，但是教授们对于哲学没有一个共同的概念。每个教授的观点差异非常大，也导致无法共同交流的局面。举例来说，在德国读海德格尔的教授和在美国念维特根斯坦的教授对于哲学的概念完全不同。他们又都认为自己的学问才是正统，因此无法交流下去。

　　问：在中国，哲学的学科设置是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规定的，国务院还设有一个学科评议组专门管这方面的事情。韩国的情况是怎样的？

　　答：在韩国，哲学系的内部设置不由国家教育部门主管，各大学可以自己根据需要来配置。韩国有很多私立大学，比如儒学大学、佛教大学、神学大学。根据大学的特性，学科建设也千差万别。可能中国跟韩国的大学模式有所不同，中国偏向于西欧式，韩国开始是西欧式，后来转向美国式。据我推测，中国的8个二级分支学科可能各有一位教授带着，这是典型的西欧式。比如在德国，每个学院里只有一位正教授，剩下的都是副教授、助教授，受正教授的管理，相应地正教授的权限也很大。而在美国，一个学科可以有好几位正教授，都是平等的地位。（杨学功插话：中国既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美国，但就教授职数来说，与美国比较接近。）

　　问：韩国哲学系教授职数和职称评聘有些什么规定？您们有多大的自主性？

　　答：在韩国评教授职称，大学有一定的权限。有相应的经历和满足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升职，条件主要是学术研究成果，由大学自己去审核。当然，韩国教育部也有规定的必要条件，不过首尔大学所适用的评教授的条件要高很多。在日本和德国，教授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正教授所占比例不能超过所定的百分比。韩国没有这个比例的限制，一般助教授任职4年之后可以升为副教授，副教授任职5年之后可以升为正教授，到65岁退休。首尔大学哲学系17位教授中，有12位是正教授，4位是副教授，1位是助教授。通常35岁评上助教授的话，39岁就可以是副教授，44岁就可以是正教授，所以现在70%都是教授了，可能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

　　问：您们的教授有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之分吗？

　　答：大概分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是中国的做法吧。在韩国所有的教授都是平等的，都可以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

　　问：您们通过什么方式招聘教师？

　　答：现在的聘用方式完全是开放的。首先根据需要贴出公告，然后根据应聘人的情况进行考察，最后由招聘委员会投票选出。应聘者必须能用英文讲课，当然能用韩语讲课就更好了。只要符合我们的需要和条件，谁都可以来，不分国内国外。

　　问：在中国，哲学系教师的科研经费相对是比较少的，除了少数名牌大学，一般大学哲学系很难获得社会赞助。您们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哪些渠道？

　　答：可以申请一些财团的项目来获得资助，在学校里也有一些基金可以申请，但是主要的研究经费还是来自政府。首尔大学每年从政府获得的研究基金大概有3000亿韩元（约相当于18亿人民币）。不过，这些经费中的90%都花在课程建设上。基础学科项目都是国家主管的，人文学科大部分从学术研究振兴财团（现名韩国研究财团）获得资助。现在首尔大学哲学系参加了国家的BK（Brain Korea）项目，在人文学院里是唯一的一个系，在整个韩国的哲学系中也是唯一的，每年可以获得7亿韩元的资助，使研究生能有更多的经费投入到自己的研究中去。

　　问：人才培养是大学教育的根本。韩国哲学系对哲学人才的定位是怎样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方式有什么不同？考虑到就业等因素，中国一些大学哲学系强调培养复合型人才，您们培养人才强调专业性还是复合型？或者本科、硕士、博士有不同的要求？毕业生的出路如何？

　　答：首尔大学哲学系本科生每年大概有15个左右，硕士生17个左右，博士生10个左右。由于哲学系学生就业不太容易，所以我们不招很多学生。哲学系每年毕业的本科生很少继续在本系读硕士，最多也就2—3个。很多工科学院和理科学院有硕、博连读，不过文科很少有，因为文科学生一般读完硕士就要出国深造。

　　本科阶段我们重点强调对哲学史的了解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有就是外文书籍阅读能力的提高。同时提倡修实用性较强专业的双学位，以便适应就业的需要。硕士阶段主要考验学生是否具有独立做学问和研究的能力，可以说是博士的准备阶段。博士阶段主要是鼓励和提倡大胆地做学问，应该是学术成果较多的阶段。

　　本科毕业生大约20%—30%继续读研，还有一部分学生换专业读研，50%以上是找工作，很少有本科毕业就出国留学的。一般在报社、媒体找工作，还有一部分学生考与教育和文化有关的公务员，以前还有司法考试，现在取消了。硕士毕业生可以说没什么出路。博士毕业生一般到大学教书，或者出国深造，做博士后研究。

　　韩国哲学面临的问题

　　问：刚才您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韩国哲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情况。那么在您看来，韩国哲学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答：我前面已经简略地提到了，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哲学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的教授所写的东西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专业书籍和论文，一般人几乎不看，也看不懂；二是针对广大读者写的书和文章，需要量相当大，每部可以印1万册以上。为了普及人文学，政府所开办的电视讲座或教育频道深受好评。不过，对于老百姓感兴趣的问题我们还不能及时地对应。举例来说，最近在讨论安乐死、环境等较敏感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还没有产生经过多方面研究而能够进行有效回答的哲学家。研究哲学的人还是很注重康德、黑格尔、朱熹等人的理论，但是听者更注重具体的、现实的问题，其间的距离相当大。要想把距离缩小，我们首先需要有做过多方面研究的人才，再经过哲学思辨能力的培养来达到目的。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主要原因在于韩国还没有创建自己的哲学，仍然处于引进国外哲学思想的阶段。我觉得这个问题将来在中国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据我所知，现在很多中国学者都留学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等他们回国从事哲学教育的时候，就会出现跟韩国相似的问题。

　　在美国，关于哲学的概念非常明确，从国外学到的哲学永远都是起辅助作用，美国有自己的哲学脉络。法国也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所以即使是美国的哲学也站不住脚。然而在韩国，留学于美国的哲学教授认为美国的哲学是主流，留学于法国的哲学教授认为法国的哲学才是主流，他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而中国传统的哲学又不能对当今的现实问题做出回答。这个问题日后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问：您的见解对我们很有启发。这里似乎有一个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您是如何看待的？

　　答：当然两个方面都需要，但重心应该在本土。哲学虽然是普遍性的学问，但最终还是用语言来研究的。所以我觉得主流哲学应在本土研究，留学国外的作为辅助，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我觉得以2：1的比例来维持“本土派”和“海归派”的数量就刚好。比如，现在德国也很少讲海德格尔的哲学，更关注当今主流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而留学德国的学者差不多都是研究海德格尔的。海德格尔的影响主要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他的思想也只是当时德国的思想而已。所以，研究海德格尔不需要跑到德国去，在国内通过海德格尔的著作进行研究就可以了，就像海德格尔研究其他人的思想一样。以前，好多韩国僧人去中国学佛教，而最终成为大师的是元晓，元晓不是到中国去学习，而是向留学于中国的那些韩国人学习，然后自己加以概括和总结，便产生了韩国所需要的佛教。中国也有相似的情况，比如当时接受了好多派别的马克思主义，但最终是毛泽东使之中国化了，毛泽东并没有留过学。

　　中国现在也有很多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但是韩国很多学者知道在中国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而很少知道在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我自己也不认识在北大或者复旦大学研究西方哲学的教授，但是我认识北大的陈来、复旦大学的吴震等等。韩国的情况现在正在好转，相比西方哲学的研究而言，对韩国哲学的研究要求更高，相应地学术地位也稍微高一些。

　　韩国哲学界现在应该是佛教和朱子学所占的比重比较大一点。但是20世纪70年代，德国哲学的影响很大，以后是英美分析哲学的影响很大。问题在于，思想也会受到时代的影响，韩国或者中国不得不以西方的思想作为铺垫。但是我们又不能跟西方走同样的道路，因为我们有传统的思想摆在那里。怎样使它们得到协调，创造出符合我们自己需要的思想，并加以发展下去，这就是在座两位的任务，所以你们两位需要合作。用以前的话来说，就是“韩学为主，西学为辅”，或者站在中国立场上说，“中体西用”。40年或50年前，韩国的哲学都是研究西方哲学的，真正觉悟要重视韩国自己的哲学还不到20年，任重而道远。

　　展望韩国哲学的前景

　　问：那您认为现在应该怎样做？

　　答：首先从自己做起。作为哲学系的教授，当然有责任和义务教好本系的学生，但是对外系学生的教育也极为重要。因为首尔大学出去的学生，将来会成为社会的中坚人物，对他们来说哲学是修养课。我们应该负责任地引导他们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逻辑思辨能力的培养。我个人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开始实行法学院制度，法学院没有本科生，只有研究生。为了适应学生的需求，我们应该更加重视逻辑分析能力的培养，让他们独立思考问题并进行广泛的讨论，这是当今时代所赋予我们教育者的重任。

　　其次，我们要认识社会在急速变化。韩国以前也跟中国差不多，有非常浓厚的群体主义因素。我不是说这种因素不好，我们确实需要有一种共同理念来带动全体国民。但是经过剧烈的变化之后，在当今社会，很多事情都要有新的解释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帮助百姓培养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发表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进而展开讨论的能力。要进行讨论，先要了解情况并有相应的知识，才能讨论下去。所以，哲学工作应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对传统哲学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是围绕一定主题进行讲座，使更多的百姓发挥独立思考、自由辩论的能力参与进去，让百姓通过独立的批判性思考去解决问题。

　　问：据我们了解，韩国有一些研究传统文化非常有成就的学者，还有一些古典文化研究机构和民间书院，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答：确实有几位研究传统哲学非常有成就的学者，如高丽大学的李承焕教授、成均馆大学的崔英辰教授、首尔大学的丁垣在教授、延世大学的李光虎教授、西江大学的崔珍皙教授等。丁垣在教授很年轻，才40多岁。另外，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的韩亨祚教授，写了很多针对大众的书籍。至于研究机构和书院，翰林大学有太东古典文化研究所，安东有很多书院。书院主要是以让老百姓体验传统文化为目的，对传统文化的普及有一定贡献。太东古典文化研究所是专门培养学者的古文读写能力的。另外还有古典国译院，专门研究古典书籍。

　　问：您对哲学的未来前景有何展望？

　　答：我觉得，哲学要恢复以前的声望和权威几乎是不可能了。以前韩国主要是以理学为谈论对象来进行分析，很容易区分优劣，并以此来教导百姓。随着西方哲学的涌入，各种各样的思想一并在社会上流行，到现在还分不清哪一个是真正的哲学。就像当时各种各样的佛教思想进入中国，经过近500年的融合和转化，最终才产生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所以很容易站住了脚。但是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地位已受到动摇，西方各种思想纷至沓来。我觉得，在未来的50年里，中国应该把所引进的各种思想整合起来，短时间内建设一个主流的哲学，这是非常紧要的、时代赋予的任务。中国现在需要新的理念，把马克思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最重要的。

　　问：最后是一个关于您本人的问题，请用一句话来概括您所做的工作。

　　答：我个人认为，我是把韩国古典的哲学用现代的话语加以解释的人。我相信今后会有人比我做得更出色。

　　（本次访谈及录音整理得到首尔大学哲学系研究生高星爱的协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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