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有着深厚的“经世”传统。这并不是简单地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而是要求为学者有社会关怀和时代意识，有一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气度、“修齐治平”的追求以及“内圣外王”、“止于至善”的境界。这种精神薪火相传，不绝如缕，激励着中国历代学者不惮于匹夫之身、布衣之力，奔走鼓呼于天下，上佐君王，下解倒悬，前有兰台直笔、御史强项之仆，后有东林聚啸、公车上书之壮。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关怀和经世情结，推动中国知识界在历史的进步中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代学人显然继承和发扬着这个伟大传统。在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交往中，笔者深切地感受到他们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忧患意识。无论是从事纯理论研究的学者，服务于智库机构的政策专家，还是身兼学者和官员双重身份的中青年精英，都敏感而痛切地意识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的问题。虽然立场不尽一致，但他们对提高政治决策科学性和效能的愿望一样强烈。他们都渴望国际关系研究的大踏步前进，希望用学术的方式维护和提升中国的国家利益，促进人类的和谐与世界的和平。他们的言语和文字之中，洋溢着强烈的科学之爱和国家关怀。学者们在不少问题上存在着共识：他们都呼吁“历史的回归”，强调从对历史的精细研究中得出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经验；他们都强调“问题意识”，认为只有积累了丰富的实证研究，才可能产生出真正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关怀的理论；他们坚信，只有超越初级的政策阐释、跳出经济利益的诱惑、顶住舆论的“压力”，学术研究才有可能产生出既有严谨科学价值、又有真正政策意义的研究成果。如果这些共识得到实现，笔者相信，这个学科一定能够发展壮大，为中国的繁荣发展与和平崛起提供宝贵的智力支持。

　　科学决策不仅仅是外交领域的要求，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局也不仅仅是国际关系学科的使命。事实上，随着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各学科都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着宝贵的经验和财富。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沟通协调学术理论研究与政府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如何更有效地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也是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要面对和回答的命题。政府、研究机构和学者个人三方都需要积极寻求学术与政策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改善政府决策质量，未雨绸缪，为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智慧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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