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批评“学者疏远政策”：
美国有一些重要学者，例如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曾经在外交政策领域担任要职，但这似乎只是一条单行线。国际关系学界的顶级学者中，进入政界的并不多，而从政界回到学术界并对理论研究作出贡献的就更加稀少……学界和政界之间的鸿沟日益加宽，责任主要不在政府，而在学界。
　　学界必须在重新进行自我评估的前提下寻找解决之道。大学的院系应该更重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杂志在审稿过程中也应更重视文章的政策相关性，地区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大学应该鼓励青年教师参与现实事务，这要求对不同的政策立场更加宽容。（“Scholars on the Sidelines”，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3，2009）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在《外交政策》发文回应“何以沟通理论与政策之谷”：
　　如果学者相信他们所写和所说的与国家主要政策的制定没有关系，那么他们的观点就真的无法影响政策的形成。对于许多学者，他们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多数学术领域对“不相关”性的崇尚都是令人遗憾的现象，学者并没有担负起其责任。我们的社会给予学者优厚的待遇，特别是那些得到终身教职者，这并不是让他们终生沉溺于自己的研究兴趣，而是使他们在研究生涯中可以避免风险和顶住压力。作为回报，社会需要学者在重大问题上使用自己的知识。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这意味着要运用自己的知识来应对现实问题和参与对这些问题的公共讨论……毕竟，当没有人关心学者在说什么时，象牙塔中的学者们真的值得骄傲吗？（“The cult of irrelevance”，http://walt.foreignpolicy.com/posts/2009/04/15/the_cult_of_irrelevance）（范勇鹏/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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