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卸任武汉大学校长一职之后，刘经南的生活并没有闲下来，抛开繁杂的行政事务，他又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学术事业之中。因研制出我国第一个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商品化软件，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刘经南享誉海内外。与此同时，由于大力推进大学内部管理制度改革，作为大学校长的刘经南，同样受到外界高度关注。7月的一个晚上，趁在北京开会的间隙，刘经南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的专访。

　　重整学术道德是一个系统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近一段时间来，大学里出现的剽窃、抄袭等学术丑闻接连不断，而且已经涉及院士、博士生导师一级，问题越来越严重。请问高校学术道德严重滑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刘经南：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正常现象中的一个，是社会浮躁风气、腐败现象在高校的一个投射。其实，基础教育领域也存在这种现象。

　　学术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可以从实质和表象两个方面分析。从实质来看，这与一种急于解决长期落后状态的民族躁动心理有很大关系。几十年来，我国的民众都希望实现快速发展，急于求成，这表现在官场就是政绩工程，表现在经济建设领域就是粗放型发展。这种风气当然早已蔓延到高校，由此催生了以求快、求量为宗旨的学术评价和考核体系，于是各种学术不端乃至腐败事件，便纷纷出笼。学术界被人们看成是圣洁高地，一旦出现不端和腐败，尤其令人惊心。

　　从表象来看，学术丑闻不断地被曝光，也说明了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这也是此类事件能够更多地被公众所知晓的一个制度性原因。另外，这也说明全民的权利意识和道德水平提高了，对于学术界的“拿来主义”，不再像从前那样见怪不怪，而是保持着一种警醒。这对于提高我国学术界的整体水平，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我相信，随着民众权利意识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以及相关主管部门的大力整治，我国学术界出现的不端事件会逐渐减少，直至走上一条规范化的道路。需要强调的是，重整学术道德，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对此，我们既要有决心，又要有耐心。

　　招生“去本地化”有助促进教育公平

　　记者：今年，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诸多重点高校，纷纷减少本地招生的名额，请问您怎么评价这一现象？这会不会影响到高校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致冲击一些高校本已不足的办学经费？

　　刘经南：这种重点大学“去本地化”招生倾向在近几年表现得比较明显。比如武汉大学，它在本省招生的比例最高达到过近52%，最低也在49%左右，而去年已降到40%左右，今年估计还会降到33%—38%。近年来，在教育部的要求下，一些重点大学逐步减少本地招生的名额，其中有的力度还很大。在我看来，这是在全国范围内促进教育公平的一项重要举措。

　　重点大学在我国分布是不够均衡的，总体来说，中西部地区分布少，一流的重点大学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以及东部沿海一些城市。如果招生过于倾向本地，这对于重点大学较少地区的考生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实际上，重点大学招生实施“去本地化”改革之后，一个地区的优质生源被重点高校录取的比率一般不会降低，因为有进有出，外地重点高校也会增加在该地的招生名额，在一个省和全国范围内会达到动态的平衡。而且，对于考生而言，报考心目中理想的大学的机会和选择性会更多，也有利于未来的就业。总之，这种改革既符合考生的当前利益，更符合考生的长远利益。

　　我国的重点大学，大多采取的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模式。地方政府对于重点大学的资金支持，从地域来看，东部地区要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从资金支持的方式来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采取项目的形式，如用支持产学研合作研发机构、支持地方产业结构调整项目等方式来支持大学发展，或者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只有极少数地方政府是按照本地生源的比例予以资助的。因此，总体上来看，这项改革不会明显冲击到重点大学的办学经费。

　　探索适合中国的大学制度和体系

　　记者：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三大“基石”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人文精神，您认为这些理念和标准适合中国大学吗？在您心目中，一所好的大学必须具备哪些要素？

　　刘经南：大学自治是一个比较宽泛笼统的概念，不好准确界定。在我看来，学术自由和人文精神应该成为大学的两大基石，其核心是大学应保持对现实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批判意识，对未知的探索、对真理的追求。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的能力、素质、修养和心灵水平。我经常强调，大学应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高度统一。其中，人文精神是追求和谐、和美，科学精神是追求真实和创新。

　　记者：刚刚您提到，大学自治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请问您怎么理解大学自治的内涵？与此同时，关于我国大学行政化的批评声不断，请问对此您有什么评价？

　　刘经南：的确，大学自治的概念很宽泛。有传统层面的，不受宗教与世俗干扰；有法律层面的，不受司法的干扰；有行政管理层面的，不受政府的行政干扰；还有治学管理层面的，讲究学术独立，等等。理解的角度不同，其意义也不同。在我国目前特有的国情下，我认为所谓的大学自治，治理上应该理解为实现大学更多的自主权；精神上应该理解为思想解放、学术自由、追求真理、崇尚和谐；管理上应该以自我管理为主，同时受政府宏观政策的指导、约束和调控，这是我国大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大学要实现绝对的自治是不可能的，这在西方国家也做不到。

　　关于大学行政化的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其一，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国高校的自主权总体来说是越来越大，政府对高校的管理越来越多地体现于指导性管理，而不是强制性、约束性的管理。高校的环境相对宽松了一些。

　　其二，大学行政化的倾向之所以被认为越来越严重，跟大学被赋予行政级别有很大关系。例如，有的大学是副部级，有的是厅级，有的是副厅级。行政级别不同，意味着不同水平，也意味着不同的待遇，即从政府和社会获取不同数量的资源。

　　其三，在大学的内部管理上，有的学校缺乏对学术的敬畏，缺乏对学者的尊重，忽视了学术的权威性及其相对应的权力，制度上既没有“教授治学”的设计，又弱化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一线实体的主体性功能。相反，行政机构日趋膨胀，而且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及其分配权。

　　如今，大学的行政化倾向问题，已经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以及一些大学的高度关注。例如，在教育部门最近举行的有关“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中，高校内部的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已被列为了重要议题。在我看来，高校管理应该实现“扁平化”、“透明化”和“信息化”，让相关主体包括学者、学生在内，充分享有知情权、话语权和决策过程参与权，使大学所具有的政治资源、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能够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互监督。

　　记者：有学者认为，中国大学的发展，实质上是对西方大学制度的移植、借鉴和模仿。您这么认为吗？

　　刘经南：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必要学习、借鉴别国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文化。西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时间，远比中国要早，其中有些管理制度和理念，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遗产。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基本认同这个观点。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经历了移植、借鉴和模仿的阶段之后，我们应该探索建立适合中国的大学制度和体系。现代大学已不是“象牙塔”，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精神家园的角色定位，而是应该成为支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智力源泉，它的发展，应该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但是，在商业化已无孔不入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的本质不能变，那就是保持它的公益性、公平性和学术的纯洁性。

　　事权、人权、财权下放院系

　　记者：在武大校长任内，您大力推动“教授治学”改革，一时受到了舆论的高度关注。可是，据媒体透露，在您卸任后，这项改革基本“流产”了。请问事实是这样吗？

　　刘经南：事实不是这样的。这项改革已执行了4年多，目前新领导还在推进中，只是需要不断的完善。

　　在探索“教授治学”改革道路上，武大在国内高校中是走在前列的。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把事权、人权下放到院系，同时让教授参与学院管理，体现学术的权威和权力。每个院系都设有“教授委员会”，一般由15人组成，但规定院长和书记不能担任委员会主任。在引进人才、职称评定、晋升等方面，首先必须得到教授委员会的通过，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是民主的、公开的、制度化的，经过这一程序评选的教授，学校一般无权否定。

　　另外，财权下放院系。学校由以前的一级预算改为二级预算后，各院系有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动力，筹款的积极性和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我们称之为“微观激活，宏观调控”。这等于把以前由少数几个学校领导承担的经济重负，分散到了各个院长和系主任身上。如今，在武大资金构成上，院系占了“大头”，校方只占“小头”。当然，考虑到学科间的差异，学校特别设立了支持基础性学科发展基金，涵盖数、理、化、生和文、史、哲。可以说，包括我在内，很多学校干部在这次改革中都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院系领导的责任大了，要学会理财；职能部门的权力小了，要学会服务；校领导要学会向社会要钱，以前总是不好意思开口，现在心态好多了，敢要了。事实上，世界一流大学都是这样管理的。

　　说实话，这项改革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主要表现在：权力下放后，院系能否正确运用？决策过程是否透明？钱、权过多，院系一级是否会滋生腐败？针对这些可能存在的问题，校方必须加强民主监督、院务公开和制度管理。

　　记者：在您看来，如何才能称得上是一名优秀的大学校长？

　　刘经南：党中央要求大学校长要成为政治家和教育家，这个目标很高，有点难，但校长们都应该努力践行。能否成为一名优秀校长需要历史来评价，我只能说如果一位校长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大局意识和忧患意识，具有服务精神和牺牲精神，富于战略眼光和国际视野，特别关爱学生和尊敬学者，为公众利益身体力行，不怕困难，就应该是一位好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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