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家成了一种在身份上的统合力量，他们中间个别人采取的知识立场与理论视野或许不相为谋，但是他们共同勾织了一个外于欧美学术主流的园地，各自根据社会主义改革的特殊经历，或中国固有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或世界华人知识界的脉络，与过去面对欧美学术主流进行单打独斗式反省的欧美华裔学者、港台学者和东南亚华裔学者进行大规模的交往融和。

　　中国学者在世界学术体系中的位置愈来愈重要。根据若干国际数据库的整理，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获得各国学术界大量引用的比例日见升高，这在物理学、化学与材料科学等学科领域最明显。相形之下，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界获得的重视，仍然未能随着中国学者积极交流参与真正有所提升。关键在于，在以欧美主导且由英文专擅的国际学术界，继续在心态上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视为有待改造的对象，而不是平等参与对话的同仁。这样的心态已经引发华人学术圈的反省。而身在欧美的海外华裔学者、港台学者、东南亚华人学术圈或大陆知识界酝酿出的响应，却各有特色。
　　自然科学家那种主张研究者与研究客体之间存在主客二元的关系，亦即认定研究者不会影响研究对象的研究假定，如今已经受到挑战，不过并不影响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力求客观的态度。但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就算多数人也同样采取主客二元的认识论，研究者力图影响研究对象的政治意图，总是遮掩不住，甚而许多研究者理所当然站在指导者的位置，试图以知识之名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状态进行指指点点的介入。这包括近年所风行的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以及延伸而来的关于民主化、市民社会、产权制度等研究，无不带有浓厚的对研究对象指导的意味。以至于欧美的中国学家果然常在非关学术的媒体评论或智库报告中，满怀自信地对中国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评论。
　　对此最早提出反省的是欧美学界本身。透过反省，近20年来已有学者批判自身学术史中的帝国主义倾向，因而主张要摆脱帝国主义来研究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大量加入欧美学术界的华裔学者面对这种出自欧美的反省，反而颇为尴尬，因为他们总是努力临摹欧美学术界的理论，藉由操弄同一种理论来掩饰自己出自研究对象社会的身份。不过，在反省与批判的时代加入世界学术圈的这些华裔学者，从情感上可以体会对主流人文社会科学界看待中国时的居高临下，不可避免在追求主流认可的同时产生怨怼。因此在他们取得稳定的学术职位之后，其中未必甘愿继续为主流服务者大有人在，于是在中国本身的学者孕育对欧美主流的响应过程中，他们有许多成为潜在盟友。
　　如果要了解中国学者带来的影响，可将华裔学者对欧美中国研究的既有影响分类。第一类出现较早，即在中国历史上找到可以同样适用欧美主流理论的依据，比如在战国时代找权力均衡理论的证据，在明末清初找寻市民社会的证据，等等。如果能够证明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存在欧美的所谓普世理论，就表示中国不是处在等待欧美先进来指导开发的历史落后阶段。假如认为今天中国出现了某种现象不符合理论预期，那只能说是今天的社会科学家误把历史的短暂现象当成了模式。值得一提的是，采取这样辩论方式的佼佼者中，不乏来自香港者。
　　第二类与第一类的历史方法论雷同，如果第一类称为“中国早就如此”，第二类可称为“中国从来不如此”。亦即，中国始终与欧美遵循着不同的行为动机和模式，不会因为对欧美进行大规模文化学习后就被同化，转而遵循欧美所归纳的普遍模式。准此，中国文化价值所范定的行为模式是亘古犹新的，虽然根据时代演化，但必然在其自身基础上开展。所以，即使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中国人顾及人情面子的社会关系导向模式并没有本质的改变，而改革开放所带来与欧美的大量接触，甚至有助于恢复固有文化模式。值得注意的是，采取这样立场抗拒欧美主流的学者，不少出自台湾，也有不少欧美汉学家，他们根据自己的生命经历，主要是从儒家文化中找寻知识资源，且近年在大陆知识界已经渐有回响。
　　相较于前两类在历史诠释中反省欧美理论，第三类则是因应地理情境的需要，东南亚的华人学者属之，他们身历东南亚土著政府对华人的政策起伏，因此特别敏感于华人的身份，为了能在当地扎根而谋求某种适当的面对中国的方式。这种融入异邦的需要，可与欧美华裔学者必须谨慎临摹欧美主流的作风相互比拟。东南亚华裔学者大多数主张自己是土著华人，不是华侨，也不是离散中国人，因此回避采用民族主义或移民理论的观点研究中国。但另一方面，华人身份也带给他们若干对中国研究的便利与对中国的认同感。其结果，他们既没有要处理的历史正确问题，像港台学者借着替历史正名以便能身在中国之内研究中国，也没有要对中国指导的姿态，像欧美学者借着抽象理论寻求介入中国之道。相形之下，他们需要在参与中国之际回避土著政府对他们的怀疑，故而务实地借用社会科学理论包装自己认识并参与中国的愿望，固然因而身在中国之外，但其间毫无介入改造中国的政治愿望。
　　中国本身的学者大量加入国际学术体系，对有关中国研究的影响因而是显而易见的，那不只是更多提供关于中国的数据以证明欧美理论威力的学术装配工而已，更不只是更多战战兢兢学习欧美理论、仅赖传播欧美科学福音的后进而已，当然也不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遇欧美则反的民族主义尖兵。就算中国学者之中确实有一心想要临摹欧美学术理论者，也有反对中国现行体制者，但是他们自觉身在中国的意识本身，就已经准备好了某种可以对欧美理论采取质疑的情感能力。这样的情感能力已经敦促海外的中国学者，以各种中国近年的改革经验，主张对欧美理论采取修正或推翻；也敦促国内的学者从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当中，找寻与欧美理论预设相异的历史材料；更因为在开放过程中大量吸引海外华裔学者回归，以及实际上需要与东南亚社群建立不受欧美强权主导的国际关系，使得如何透过文化与社会关系探究国际交往准则的需要受到重视。
　　于是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加入国际学术界的意义，就远远超过自然科学界对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家成了一种在身份上的统合力量，他们中间个别人采取的知识立场与理论视野或许不相为谋，但是他们共同勾织了一个外于欧美学术主流的园地，各自根据社会主义改革的特殊经历，或中国固有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或世界华人知识界的脉络，与过去面对欧美学术主流进行单打独斗式反省的欧美华裔学者、港台学者和东南亚华裔学者进行大规模的交往融和。并不是说因此就会产生一个抗拒欧美的知识势力，而是在大量引进欧美学术的同时，并存着反省欧美知识的多种角度。这是欧美学术界赞扬中国学者加入欧美主导的国际学术界，尤其中国研究学界时，所很难体会到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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