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

编者按：
　　多年来，季塔连科院士致力于中俄友好事业，为中俄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报》特约记者李瑞琴就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成就、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及国际影响等问题，对季塔连科院士进行了专访。在采访中，季塔连科热情赞扬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国6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用不断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是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同时中肯地指出了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困难和挑战。季塔连科还郑重寄语未来俄中关系，强调中俄友好、中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符合中俄两国的根本利益。

　　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联邦功勋科学活动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好协会会长。
　　季塔连科1934年4月27日出生于农民家庭，曾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先生）和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曾在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任研究员职务，1965—1985年，在苏共中央委员会负责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工作，从1985年起，季塔连科一直担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职务，并于1997年5月30日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2001年11月当选为院士。
　　季塔连科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和现实问题、俄罗斯与亚太各国及俄中关系问题的专家，有论著200余部（篇）。在中国哲学史方面，季塔连科的代表著作有《古代哲学家墨翟及其学派与学说》、《墨翟及其学派对中国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主编过《中国哲学百科词典》。在中国政治和现实问题研究方面，季塔连科的主要著述有《中国：文明与改革》、《中国的现代化与改革》以及与Л.С.佩列瓦洛夫合著的《中国社会政治与政治文化的传统》等。在对俄罗斯与亚太各国及同中国关系的研究方面，季塔连科的代表作主要有《亚太和远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合作问题》、《俄罗斯和东亚：国际与文明间的关系问题》和《俄罗斯面向亚洲》等。
　　除了从事科研和科研组织工作外，季塔连科还积极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身兼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现代中国问题学术委员会主席、东亚和平与安全及发展国际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哲学研究学会俄罗斯分会会长、俄罗斯亚非国家合作协会会长、俄中友好协会会长、朝鲜半岛友谊和文化联络协会第一副会长等多项职务，2004年还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教授称号。2004年4月27日，俄罗斯前总统普京向季塔连科祝贺70岁寿辰。普京在贺电中说：“作为杰出的东方学学者，您具有无比丰富的学养和经验，并在国内外享有名副其实的威望。您学术兴趣的广度——从中国历史和哲学到全球经济和国际文化对话问题——使您赢得了巨大的尊敬。在您的领导下，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为解决国家关系的重要问题，为发展俄罗斯和亚太国家各个层面的关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新中国60年成就卓著
　　李瑞琴：作为俄罗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多年来您一直在关注着中国。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您认为这60年来最重要的成就有哪些？
　　季塔连科：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后30年的成就更具有非凡的意义。这些成就已经成为影响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动因。首先，中国的经济实现了巨大飞跃，其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到2008年，增加了大约24倍，占据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众多人口的衣食住行问题。过去，这在许多外国专家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可以说，这是中国最成功和最明显的成就。一个只拥有地球7%耕地的国家，粮食产量占到了世界的20%，在棉花、丝绸原料、油料种植、肉、奶、蛋的产量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极大地改善了。
　　在2003—2006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10.4%，高出世界平均指标5.5个百分点；2007年增速达到13%。在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中国还能避免衰退，200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是减缓到9%。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根据不同的预测大约是从6.5%到8%。而同期，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世界生产总值总体上是下降的。
　　中国的成就还反映在中国占世界生产总值的份额上，从2003年的3.9%增长到2008年的7.3%。所有这些不仅大幅度抵消了世界经济危机带给中国的负面影响，而且给予中国预计2009年不低于8%的经济增量以信心。中国一步步获得了大国地位，不仅是在地区范围内，而且成为全球经济强国。许多著名世界财政金融公司的分析家预言，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里，中国的发展即使达不到这样的高速度，也能保证中国在世界经济绝对指标中第一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注重理论创新
　　李瑞琴：那您认为中国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季塔连科：我认为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按照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及时平稳地调整党和国家的发展政策，用不断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新中国60年的经验，特别是30年改革的经验，就是实行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积极性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实现国家的整体发展和现代化具有巨大的意义。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没有陶醉在成就中，而是有意识地对新的、尖锐的、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了严肃思考。特别是在中国出现了大量的私人资本和经理阶层后，有着70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处在新的考验之下。2000—2001年，江泽民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腐败问题对国家稳定的威胁，提出同腐败做斗争是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在坚持其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思想，即“三个代表”思想，提出要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党。
　　2002年，中国完成了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向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最后10年中，社会阶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有影响的私有者阶层、数百万的经理大军，并逐渐形成了中产阶层。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很复杂的情况。
　　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指导思想表现为多极形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观点。事实证明了中国领导人的决心，即坚定不移地克服出现的困难，有序地推进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些具体表现在2007年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
　　十七大清晰地回答了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十七大报告中许多关键词是新概念。报告中出现最多的概念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等富裕的社会”、“小康”、“科学发展观”、“工业化”、“现代化”、 “生态化”、 “社会化”、“全球化”、 “独立自主”等等。从报告的逻辑结构上也能看出，国家在优先考虑国内问题和人民生活方面的问题，分析国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中国的发展情况的内容占了报告的大部分。
　　一些新问题也清晰地出现在报告中。比如提出需要改变发展模式，从非集约型向集约型（资源保护型经济发展模式）过渡。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发展，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发展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制，建立创新型社会体制等等。这是特别重要的革新思想，值得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关注。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与中国高速发展相伴生的生态恶化问题，这在十七大的新内容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反映了中共领袖对这个重要问题的高度关注。
　　十七大文件还阐述了关于现代化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相结合以及世界文明遗产为中国所用的问题。在这里，重要的是深刻提出了具有国内外明确目标的“中国化”问题，重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要求全体党员都要广泛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不仅是指“中等富裕社会”的建设，而且是最新的思想——关于“建设创新型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等命题。十七大提出的问题都具有针对性，因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有了符合时代条件的理论指导和可靠的政策保证。
　　李瑞琴：您刚才谈到，中国共产党能够按照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及时平稳地调整党和国家的发展政策，能否请您谈谈您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问题的认识？
　　季塔连科：可以。我主要谈谈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有关理论创新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众所周知，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就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同的时代里，都是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掌握丰富的民族遗产并利用其为国家的发展和解决新任务服务。胡锦涛在十七大上号召，要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不是偶然的。还有，中国领导人在许多年里连续注意研究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的原因及教训。在一系列党的代表大会，特别是十七大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领导人对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悲剧性教训的严肃思考。这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就是考虑到国家发展的特点，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主要条件，是保障中共领导作用的前提。这是合乎规律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实现三个“伟大的历史任务”相联系，即实现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和在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情况下捍卫世界和平。如果内在的“中国化”的计划是指全方位加强中国文化的地位，在中国民族土壤中挖掘改革的政治源泉，那么主导对外政策的思想，就是引领中国和平发展的观点。在当前阶段，用胡锦涛的话说，就是“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与此相联系，在国际关系和谐化的整体方针下，中国也在积极地向外宣传中国文明成就和中国传统文化。比如，近年来，中国开始注意宣传中国的现代化成就和推广汉语，在许多国家建立了“孔子学院”。这些学院成为研究汉语、宣传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不久前在俄罗斯举行的中国年活动，俄罗斯人民对中国出版物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尤其是青年人对中国文化、历史、艺术、医学、饮食、保健和中国军事技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对于加强俄中相互关系和人民的友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学发展观”。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后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个新观点实际上是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柔和地”修正一些前辈早先提出的思想。“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和谐与稳定发展，就意味着要克服一系列经济政策上的单方面发展，着重强调全面建设中等富裕社会、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克服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同样也强调加快特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包括沿海部分的上海、珠江等地，兼顾国内发达地区的发展和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问题、农村问题等。并特别强调：改变一系列政策的重点，绝不意味着离开总的改革开放政策。
　　“科学发展观”把注意力转向人，说明了在中国经济建设中人的因素的增长，回答了国际上对中国破坏人权的指责。因此，“科学发展观”是解决改革开放政策中出现的问题的综合、系统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这是中共中央在一系列尖锐问题上的深思熟虑的反映，这些问题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进行讨论的课题。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十七大还涉及一系列完整的党的建设、组织的新理论，在党的战略和策略方面，在国家管理方面寻找加强党的领导及其作用的途径。比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加强党的作用；加强统一战线，同时强调党是劳动人民的党及其先锋队作用的条件下，拓宽党的社会基础，首先是工人阶级，其次是全体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党。始终如一地推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不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承担国际责任，研究中共活动的外部因素，为解决国内建设任务创造良好的条件等。还有一方面的新提法也值得关注，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词典中，“国际主义”、“互相支持”等术语已经被“合作”、“团结”而代替。
　　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时期，十七大在关于目标、方向和中国长远发展的实际动力的问题方面都作出了慎重的阐释。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没有沉浸在以往的成就里，报告中提出了现在的困难和问题，更重要的是依次提出了解决的思路。

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
　　李瑞琴：正如您所说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前进的道路上仍然有许多困难，根据您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您认为中国还将面临哪些重大挑战？
　　季塔连科：中国的成就是公认的，但与毫无疑义的成就一样，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显而易见的矛盾、挑战和困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的重大矛盾在最近几年带来了特别尖锐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失业现象在增长（城市大约有3000万，农村有1500万—2000万）；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协调；社会和财富两极分化；亟待解决建立全国性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教育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在生活着大约7亿人口的农村更加尖锐。
　　中国非集约性的、追赶性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最近10年依赖于两个因素：第一，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出口，大量利用了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或无偿的自然资源；第二，为了增加出口商品的生产，获得现代化技术的许可和货币财富的积累，千方百计地吸引外国资本。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有活力的国家需要利用高水平的非廉价劳动。非集约型经济继续增长有着严格的界限，自然资源使用的寿命也有局限，由此必然带来周围环境的严重恶化。还有，在从外国投资者那里获取最新的关键技术后，并不总是得到好处。中国的发展依赖于西方的工艺技术市场，特别是依赖于美国的技术，这导致中国经济过强的外部依赖性。
　　大幅度吸引外国资本与良好的投资环境紧密联系；良好的投资环境又依赖于国内政治稳定、国家调节经济的方针、灵活的税收政策以及各种获取廉价资源的优惠条件。但这个过程也有负面影响：外国资本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着中国80%以上的进出口生产。中国超过500家的大型公司变成了全世界技艺高超的、没有个人独创的商品生产基地，只是按照外国的样品装配产品。
　　非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代价是居民生活环境的严重破坏。关于这个说法的依据是，在最近半个世纪，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减少了20%。除此之外，数千公顷的可耕土地被一些单位用来自建房屋和铺设道路。在面临着农业用地短缺的困难下，中国每年耕地的沙漠化还达到3400平方公顷。事实上中国全部领土的1∕5是荒芜的，可耕地部分还带有不同程度的效力递减。每年中国要消耗20亿吨的硫化煤，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有害气体排放国。居住着国家一半以上居民的三大河流域，实际上陷入了自然再生能力丧失的境地。
　　由于追赶型的出口增长，生产的失衡出现在对外贸易中，中国的预算顺差在2007年突破了2600亿美元。而过度地黄金外汇储备，减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国家货币造成了来自美国方面的潜在压力。要保护国家货币体系免受来自与美元贬值相联系的风险，中国应该自己形成多样化的黄金外汇储备体系，增加黄金和其他贵重金属的储备。
　　一句话，中国的成就是划时代的和非凡的，但是这些成绩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当今的中国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和这样的发展进程，停止改革和现代化的过程是不可能的——它已经具有了不可逆的特点。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前进的运动将继续进行。

中国发展有利于俄罗斯和全世界
　　李瑞琴：那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将可能在国际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俄中关系的前景如何？
　　季塔连科：上个世纪40—50年代的中国说：“走俄国人的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拒绝这些口号。现在的中国，实际上是独自用自己的方法，寻找着适合的发展道路。需要指出的是，当今的中国又给自己提出了宏大的社会经济政治文明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不仅对内，而且对外都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包括对俄罗斯。
　　如果客观地看待和研究中国关于和平发展问题，不会产生各种恐惧症和偏见。从俄罗斯利益的立场看，显然，中国的发展基于自己的主要目标，将要建立良好的国际条件和友好的邻邦，同大多数国家建立和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合作是为了共同繁荣。这一切就在于和平发展，不仅是中国，对于邻邦甚至是对整个世界都是有利的。而且，按照中国杰出人物的思想，中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和国际地位将不断提高，这个结果主要来自于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国家有能力凭借“软实力”解决宏伟的任务：国家的现代化，“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建设完全中等富裕的社会，同一切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相邻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建立和谐的关系等。特别重要的是，这个政策的重点是“中国将致力于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这些都会在世界的发展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俄中两国关系是建立在地缘政治联系和中俄经济具有互补性、两国存在着睦邻友好的传统和人民间的友谊等客观因素上的。对于中国来说，和平发展是通向本世纪中叶宏伟目标的道路。对于俄罗斯，是完全复兴和长期增加社会经济潜能、提高自己国际战略地位的必要条件。如果说具体一些，大的可能的合作，包括可以有计划地解决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经济增长的任务，可以和中国类似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任务结合起来。
　　现在俄中两国合作已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已经不可能单独回避某些问题，并且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细致复杂的工作。当然，两国之间也存在着个别不相一致，但是不带有对抗性质的并能够在两国的框架内相互信任地解决的问题。两个国家有着共同的根本的利益，除了国内的建设任务外，两国共同或相似之处在于，都在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都有在广阔的区域双边合作的意愿。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从评价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多方面分析了中国发展的各种因素和趋势，研究结论证明，中国经济稳定而有活力地发展是符合俄罗斯利益的。这些客观原因都促使俄罗斯希望中国经济保持富有活力的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在中国保持这个趋势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将有同步进入每年6%—7%的稳定增长轨道、不断拓展双边经贸发展的可能性，由此推进中俄进一步的政治合作。这样的中俄经济平行增长的方式，从俄中合作和加强俄罗斯在世界中的地位的立场看也是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
　　实现这样的愿景，俄罗斯和中国都需要作出不懈的努力，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平稳运行的经济市场。用中国的话说：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是必须的，这样的道路符合俄罗斯和中国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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