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事件无疑是新疆分裂势力进行恐怖暴力活动的新罪证。涉及法律的问题就按法律问题办。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让人心得到抚慰,正义得到伸张。
6月26日,广东一家玩具厂发生新疆籍员工与当地员工群殴事件,这一普通治安案件被“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东突”组织所利用,他们千方百计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致使7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性质恶劣的打砸抢事件。
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恰似一颗毒瘤,时刻寻找机会制造事端,以达到削弱、分裂中国的目的。新疆分裂势力的活动是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一股浊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1990年“4·5”巴仁乡暴乱为标志,新疆反分裂斗争进入了以反对暴力恐怖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而“7·5”事件无疑是新疆分裂势力进行恐怖暴力活动的新罪证。
在这次事件中,犯罪分子的残忍手段深深摧残着人们的心灵,再一次突破人们良知的极限,挑战文明社会的法律秩序。无论是谁,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看,“7·5”事件都是一场惨痛的悲剧。我们除了表达愤怒,为亡者祈福,还要用理性思维与法律眼光来加以分析和处理,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寻求治本之策,不被某些不怀好意的舆论所左右。
为帮助读者深入了解乌鲁木齐“7·5”事件的性质和影响,本报特邀请有关专家进行深入解读。综合专家们的意见,我们当前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保持冷静,始终认清维护民族团结是我们国家的大局所在。不要因为少数分裂分子一闹,就头脑发热,造成民族间的对抗,这正是那些分裂分子希望看到的局面,我们绝对不能上当,要牢牢把握住民族团结的大局。正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白克力所说,“稳定是福,动乱是祸。凡是民族团结搞得好的时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就快,各族人民得到的实惠就多;反之,凡是民族团结遭到破坏的时期,就会导致社会动荡,发展停滞,各族人民遭殃。”
其次,用法律来解决问题,牢固树立“是什么问题,就作为什么问题来处理”的观念。涉及法律的问题就按法律问题办。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让人心得到抚慰,正义得到伸张。
再次,充分利用专政力量。多年来反分裂斗争的实践证明,没有强有力的专政手段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就不可能有新疆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年,新疆能够确保全区大局稳定,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始终保持“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方针,对三股势力保持着“严打”高压态势,有效地遏制了他们的破坏活动,确保了全疆政治和治安大局的稳定。
另外,坚持走自己的路,不被一些不友好的、歪曲事实的报道所左右。在这次事件的报道上,西方某些媒体仍在有意或无意地淡化暴行,将关注点转移到所谓的民族矛盾上来。一些国外政治人物试图把这次的“恐怖袭击”定义为普通的“群体性事件”,向中国施压。面对这些别有用心的举动,我们必须学会坦然面对,甚至不予理会。幻想西方政客会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不现实的,要求西方政客在反恐问题上不采用双重标准也不太容易。我们要认清国际政治的现实,坚持走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那些谎言以及歪理邪说最终会不攻自破。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要看到维护新疆稳定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要寻求治本之策。当前,应把争取民心,团结各族群众的大多数作为我们工作的根本。在对三股势力保持“严打”高压态势的同时,要将发展新疆经济、改善各族人民生活放到第一位来抓。经济发展、生活改善是处理民族问题的“硬道理”,并在此基础上,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坚持用爱国主义维系人心。
王忠兴(武警指挥学院副政委、少将)
“东突”制造暴力事件是为分裂活动服务
我在新疆工作了30多年,对“东突”问题的历史演变非常关注。经过这些年的大力打击,“东突”的势力应该说受到了较大的削弱。作为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是重点防范地区,“东突”恐怖分子能在这样的地区进行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血腥事件,说明它的势力、能量仍不可低估,其他地方还不能掉以轻心。
这次暴力活动是通过互联网、短信等渠道,在境外组织策划的,表面来看是起因于广东韶关的维吾尔族与汉族工人之间的纠纷事件,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借口,背后是“东突”分子想通过制造血腥暴力事件,达到煽动民族对立、挑起民族仇恨的目的,从而为他们的分裂活动服务。与此同时,这次暴力事件,也可以看做是“东突”恐怖分子破坏共和国60周年喜庆氛围的一个近期“目标”。
当前,要重点做好受害群众及其家属的情绪安抚工作。这个事件给当地百姓留下的阴影长时间难以消除,对此有关方面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在这个时候,各方应保持克制的态度,不然,一旦矛盾激发,血腥事件再次重演,就正中了“东突”恐怖分子的下怀。
面对目前的形势,有关方面应继续加强民族团结教育,这个根本不能丢。同时,对于“东突”恐怖分子要严厉打击,决不能手软。要坚持露头就打的原则,不能给“东突”恐怖势力任何喘息、 成长的空间。
李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东突”是境外反华势力的工具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新疆社会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和提高。这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东突”在境外的价值越来越小,生存空间日益狭窄。在这种背景下,“东突”分子只有加紧策划暴力恐怖活动,以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反华势力,对他们诉求的关注。
“东突”虽然制定了用30年或者50年“复国”的目标,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很清楚,随着国际大环境的改变,以及自身生存环境不佳,要实现这个目标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些“东突”分子为何仍要继续从事这项没有前景的“事业”呢?在我看来,这是为了解决他们在境外的生存问题,是一条谋生之路。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趋提高,境外的敌对、反华势力也许会更加活跃。可是,这些反华势力很难直接对华制造破坏,于是他们就需要借助一种工具。“东突”恐怖分子就是他们的工具之一。当然,这不是无偿的,他们必须为对方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双方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彼此心照不宣。
这次事件表面是骚乱,实质是制造恐怖氛围,以致让外界对新疆的整体形势产生担忧。与普通突发事件相比较,这次暴力事件有两个明显不同的核心点:其一,这次事件是在几个地点同时进行,从目前来看,至少超过三个点,这说明此事件是有组织分工的,控制难度较大;其二,普通突发事件针对的目标大多是物质和财产,但是,这次事件把目标指向了人,伤亡数目还很大,而且大多是无辜的群众。从这两点来分析,这次暴力事件是有策划、有预谋的恐怖暴力活动。
在当前形势下,关键是要新疆人民充分认清“东突”恐怖分子的本质和动机,不要沦为这些人的牺牲品。同时,要让新疆广大民众意识到,安定团结是他们最大的福分。另外,有关方面应该加紧跟踪研究“东突”组织新的形态,为应对更复杂的局势做更多的考虑和准备。当然,从长远来看,国际合作也是不可忽视的手段。这次事件发生后,我国及时开放了国内外媒体报道,这对于国际社会认清“东突”分子的本质是非常有利的,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会站在中国这一边,“东突”的国际生存空间会逐步缩小。
许建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热比娅境外活动与美国策略
2005年3月17日,热比娅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获释,随即前往美国。几年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刻意包装、扶持下,热比娅迅速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分裂分子,成为境外鼓吹新疆“独立”的“东突”分裂势力的领袖人物,境外“东突”分裂势力也因此出现重要的变化。
美国选择热比娅的原因涉及当时国际反恐斗争、境外“东突”势力的活动以及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热比娅长期在新疆生活,了解新疆现实情况;她是一个较为成功的商人,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她的坐牢经历被视作维吾尔族人人权受“侵害”的典型和政治资本。因此,热比娅正是处于激烈整合状态的境外“东突”分裂势力的理想人选。
此时美国所谓“新疆工程”的正在逐步发酵,并开始筹划其所谓“大中亚计划”,新疆无论地缘上还是宗教上都在其影响之内。因此标榜争取维吾尔族人人权的热比娅成为美国关注的对象。
就热比娅出境及其出境后的一系列活动来看,她已经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用以制约中国的一枚新棋子。
第一,美国塑造热比娅的人权斗士形象,利用“东突”势力遏制中国
美国一向以人权卫士自居,多年来或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指责中国,或出台关于中国的年度人权报告。随着境外“东突”势力不断搜集并散布所谓侵害维吾尔族人人权材料,西方一些国家和组织便以新疆维吾尔族人人权受侵害为借口,指责中国人权。热比娅赴美国后,美国将其塑造成维吾尔族人人权斗士,在经济、舆论等方面予以支持,其用意一是将其用作人权受侵害的典型,证明中国侵害维吾尔族人人权;二是利用热比娅领导境外“东突”势力在所谓人权问题上不断向中国寻衅,以人权为突破口,挑起事端,破坏中国新疆民族地区的稳定。
第二,是美国在大中亚地区进行地缘政治角逐策略的组成部分
热比娅为美国所扶持,在国际上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这其实也是美国在大中亚地区进行地缘政治角逐策略的延伸,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成为“潘多拉盒子”,陷入混乱,这为美国介入提供了机会。美国或以打击恐怖主义之名进驻中亚,或以其“颜色革命”主导北约东扩,或试图以民主改造大中亚,或扶持热比娅企图染指新疆,其目的是要主导新一轮大中亚地区政治角逐。
在这场角逐中,热比娅被美国用作图谋新疆的把手而长期利用。新疆深处亚洲腹地,美国无法从中国正面寻找到着力之处。美国利用泛人权的操作手法,将新疆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诸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少数民族的教育和就业等正常问题,扣上“种族歧视”和践踏人权等泛人权帽子。美国继而指导热比娅领导的“东突”分裂势力在多方面加大制造“新疆问题”和渲染“新疆问题”的力度,那些西方反华势力则适时加入炒作所谓“新疆问题”的国际团队,以此制造麻烦。
从热比娅出境以及此后的活动可以清晰看出,美国将热比娅运作为境外“东突”分裂势力“领袖”,正是要将其用作美国插手新疆、博弈大中亚的一枚棋子和把手,是其大中亚角逐策略的组成部分。
孟祥青(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
“7·5”事件给国家安全带来新挑战
“7·5”事件给我们国家的安全问题带来了挑战,它具有新的特点。传统的军事安全威胁并没有完全消除,但我们又开始面临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挑战,新旧矛盾交织并发,传统与非传统威胁交织并发,这是最近几年我们国家安全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未来20到30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在总体稳定的背景下,我国很可能处在一个“脆弱安全”的状态。
国家的安全形势我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是比较安全,就是没有战争的情况。第二是脆弱安全,不稳定因素增加。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期,转型期最大的特点即“转型综合症”就是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第三是不安全,它指的是局部不安全,比如说朝鲜半岛的局势紧张,“台独”势力的猖獗使得两岸关系紧张,以及“三股恶势力”导致中西部局部暴乱甚至动乱等。
进入21世纪后,我们的利益拓展得很远,但是我们维护利益的手段并没有达到那么远,这也带来了脆弱安全。所以,我认为未来这段时间,我国总体上处于脆弱安全的状态,但不排除出现局部不安全的情况。
赵鸣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周边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联合执法,把危险围堵在境外
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恐怖暴力事件,它决不是偶然的。通过近几年的打击,境内外“东突”组织曾一度蛰伏,但是,通过这次事件可以看出,“东突”仍表现出有扩大势力的图谋。有迹象表明,“东突”策划了一系列事件,因此对事态不可低估,这些人煽动民族仇恨、破坏新疆安定的目的是不会改变的,随着新中国60周年大庆的日子临近,他们破坏的图谋会更加强烈。
今年6月中旬,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九次会议上,《反恐怖主义公约》得以签署通过。这为我国联合其他国家打击“东突”恐怖分子,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法律保障。去年奥运会召开期间,我国在这方面已取得了比较成功的经验,明年上海召开世博会,同样需要充分调动国际社会的力量,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恐怖主义活动。只有联合执法,才能更有效地把危险围堵在境外。
周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西方媒体再次戴上“有色眼镜”
这次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做了大量报道。但是,从报道的内容来看大多数媒体还是戴着“有色眼镜”。他们不顾事实真相,不顾死难者及其亲人的痛苦,对于那么多无辜平民被打死熟视无睹,颠倒黑白,大量报道所谓“中国政府违反人权”,“中国政府武力镇压和平请愿的维吾尔族人”等,如美国的《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批评中国政府首先命令警察镇压维吾尔族人。可以说,西方此次对新疆问题的报道和西藏问题如出一辙。
在这次事件中,美国政府还是比较慎重的,目前美国国务院没有做出正式表态。依照判断,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应该是沿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现在摆在美国政府面前最主要的任务是迅速摆脱金融危机,它对中国有很强的依赖感,希望中国帮助美国共渡难关。尤其是,现在中国手里有2万亿美国国债,美国不希望中国减持美国国债。如果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指责中国,很容易造成中国对它的反感。
一直以来,美国政府都承认,新疆和西藏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表示不支持“疆独”和“藏独”,这个态度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但是,在这个事件上,我们仍要继续观察。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西方政府态度谨慎
从西方媒体的角度讲,“7·5”事件中死亡100余人,任何报纸都会放到非常醒目的地位。西方媒体对这一类事件的报道一向是有偏颇的,比如,《华盛顿邮报》今天发表的照片,里边就没有看到暴力犯罪分子作案,也没有出现被害人的尸体。他们总是避免提及暴力犯罪分子,而暴力犯罪实际上是压倒性的主题。在他们的新闻分析当中,也主要强调民族冲突,《纽约时报》讲这是维吾尔族民众对机会不平等的抱怨,这些都是扭曲的。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外国新闻媒体不管出于什么立场都会给予大量的报道,甚至借机炒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言行要有分寸,对其报道和分析的偏颇,我们可以有选择性地解释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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