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与平衡机制
·哲学对话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推举人：俞吾金（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设立“专家荐文”栏目，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一方面，在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学术著作比起学术论文来，无疑拥有更大的权重。也就是说，学术论文的重要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由于相关的论文评价机制的匮乏，学术论文的良莠又常常得不到准确的甄别，从而处于见仁见智的状态下。当然，对于优秀论文的推举人来说，也会受到自己观察问题、思索问题的“视角”（perspective）的影响，因而推举人应该尽量淡化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努力顺应客观价值关系。

李忠杰《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平衡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07-1）

　　一辆自行车，假如停在那里，又不使用撑脚架，必定会倒下来。假如自行车要往前运动的话，又必定会涉及以下两个问题：一个是动力机制的问题，即自行车要往前走，骑车者就必须通过自己的脚，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一旦先前的动力导致的惯性消失了，又没有新的动力补充上去，自行车也就无法再向前运动了；另一个是平衡机制的问题，即自行车在向前运动时，必须保持好自己的平衡。在通常的情况下，假如骑车者是新手，缺乏良好的平衡技术，他的自行车就有可能在行驶的过程中倒下来；反之，假如骑车者是老手，具有熟练的平衡技术，他的自行车的行驶就会既快又稳。
　　李忠杰的论文启示我们，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就像人们骑自行车一样，停滞不前是没有出路的，而如果要向前发展，就必须建立良好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动力和平衡是决定社会发展状态的两种最根本的机制。这就暗示我们，任何社会要健康地向前发展，人们所制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就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不但不弱化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还要努力地维护并提升这种动力；二是不但不弱化社会向前发展时所需要的平衡机制，还要努力使这种机制变得更健全、更灵活。在作者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动力强劲、活力勃发，同时又平衡有序、稳定和谐的社会，而只有把这种理想作为目标，并坚定不移地向这一目标前进，当今中国社会的体制改革才会获得明确的方向。显然，这篇论文的基本观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谢地坤《中国的哲学现状、问题和任务》（《中国社会科学》2008-5）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当代中国哲学将何去何从？这篇论文没有纠缠在细节问题上，而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大刀阔斧地从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中择出以下三个主干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接着对这三个学科的现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历史使命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论述。然后，在这些具有充分理据的论述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自己关于哲学研究思路转变的新见解：一是从“体系意识”转变为“问题意识”——既不要被传统的体系架构牵着鼻子走，也不要沉湎于新体系的建构，而要自觉地从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出发，抽绎出重大的理论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从而引领时代精神的发展方向；二是从“本土视域”转变为“世界视域”。作者认为，哲学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应该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思想境界，不断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从而在世界哲学的研究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三是从中、西、马相互分离的研究方式转变为“视界融合”，逐步确立“大哲学”的观念，真正做到综合创新。
　　这篇论文主题突出，思路明晰，观点新颖，不但反映出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和中国哲学研究方面的良好的学养，也显示出作者对中国哲学未来走向的卓越的判断力。

王南湜、王新生《从理想性到现实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之路》（《中国社会科学》2007-1）

　　南开大学哲学系是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研究的重镇之一。近年来，王南湜、王新生在这两个领域里发表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这篇论文主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趋势是从理想性到现实性。众所周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过“理想型”这个重要的概念，事实上，当人们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中探索各种对象时，会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进路：一条进路是从“理想型的”对象，即符合概念的对象出发，批评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对象；另一条进路是从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对象，即不符合理想状态的甚至残缺不全的对象的反思出发，努力把对象提升到“理想型”的状态中。
　　从理想性转向现实性，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领域中，人们不再满足于空谈理想状态中的政治哲学的一般理论或规则，而是努力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对政治哲学的理论和原则做出批评性的、建构性的思索。
　　作者认为，这一重大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不同的层面上：一是对政治哲学的探讨发生了“身份移位”，即从旁观者的身份转变为当事人的身份；二是对政治哲学的探讨发生了“空间移位”，即从泛泛而谈国外理论家们关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理论，转向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发展趋向的探索，换言之，把“公共领域”、“市民社会”这样的理论问题放在中国政治哲学的语境中来探讨；三是对政治哲学的探讨发生了“问题移位”，即不是站在国外理论家们的立场上来提出政治哲学问题，而是从中国实际政治生活出发来提出理论问题，从而使政治哲学中的抽象理论打上了中国社会鲜明的印记。
　　总之，这篇论文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的这一重大转变的诊断是卓有见地的，反映出作者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的长期探索和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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