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书院位于湖南衡州湘烝二水交汇处的石鼓山。唐代元和年间（806—820），李宽（一作李宽中）建院读书其中。宋至道三年（997），郡人李士真援唐代故事，向郡守申请创建书院于李宽结庐读书之地，以为衡阳士人肄业之所，士真自己讲学其中。景祐二年（1035），集贤校理刘沆知衡州，上疏请赐“石鼓书院”匾额。
　　石鼓书院的赐额时间，史志记载各有出入。一般宋人的记载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六）、朱熹《石鼓书院记》（《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都作“国初”，即指宋初。元人黄清老《石鼓学田记》称“宋景祐丙子三年（1036）始赐额称书院”。方志则有指景祐年间的，如乾隆《衡州府志》（卷十六），也有指至道中的，如同治《衡阳县志》卷七：“李士真者，盖宽（指李宽）族人也。当宋至道中，会儒士讲学石鼓，开建学舍，朝廷嘉其意，赐额称书院。”以上三说，当以宋人记载为是，但它却是一个模糊数，若继而推之，至道间则比较符合“国初”的意思，但作景祐说者谈到年代时又言之确凿，因此，孰是孰非，尚难定论。除朝廷赐额之外，乾隆《南岳志》卷二还有赐田的记载，是否真有其事，亦不得而知，兹附录于此以备参考：“景祐间，集贤校理刘沆以书院上请，始赐额并学田，与睢阳、岳麓、白鹿洞称四大书院。”
　　石鼓书院创建后不久即改为衡州州学，但何时改为官学，尚未发现明确记载。朱熹在《石鼓书院记》中仅称，石鼓“至国初时尝赐敕额，其后乃复稍徙而东，以为州学，则书院之迹于此遂费而不复修矣”。查同治《衡阳县志》卷五，《官师传》载，元祐六年（1091），改笙竹书院为湘阴县学的王定民，哲宗初以左奉议郎知衡阳县兼衡州府学教授，“是时，方诏州县广建学宇，衡阳偏远，馆宇不备，定民修葺石鼓斋舍，以祀孔子，作《劝学颂》以勉生徒。县人传诵其文。元祐三年（1088），学徒陈知元登高科，石鼓诸生益盛。烝湘讲学自定民始也”。考察王氏的作为及当时大兴官学的形势，可知石鼓书院很可能就是在元祐初年改为州学的。不过州学与书院的称呼区分不是很严，抑或二者混用，因此，南宋乾道年间范成大游石鼓书院时称“谒石鼓书院，实州学也”。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书院替代官学的情况。
　　近查宋人廖行之淳熙十三年（1186）所作《石鼓书院田记》，其中有“某退而稽寻颠末，盖石鼓旧有书堂，祥符初元奉夫子庙迁焉，书院之名始著。景祐三年，诏许衡州立学，自是为学官，书院因废不别建”的记录。则大中祥符元年（1008）可以定为其名扬天下的时间，景祐三年（1036）则为改书院为州学的具体时间。50余年后，王定民仍修石鼓斋舍以应广建学宇的诏令，则可以理解为从书院到州学的过渡期，抑或“书院实州学也”，二者在当时本来就没有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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