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大众媒介文化的集中体现，视觉文化以数字艺术合成的影像为中心，改变了以文字为核心的文化形态。从发展的眼光看，视觉文化是在现代媒介高科技的支撑下回归到人类认知的童年，是最贴近自然又最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综合性文化。视觉文化的视觉美是外在的结果或形式，境界美才是内在的或核心的内容；视觉文化不仅关注美的形式，更应该关注美的内涵、意义。

技术与人文的博弈

　　如何看待和评估高科技引发的文化震荡，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复杂问题。以施密特、基特勒等人为代表的德国“构成主义”学派将文化艺术的媒介形式定义为文化的物质性存在基础，并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来分析，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应该看到，“媒体形式”毕竟只是文化艺术存在的物理基础，并不构成它的根本性质，将物性材料和媒介手段等同于文化艺术，这完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唯科技主义”的立场出发粗暴地抹煞了“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本质。文化艺术既不能看做单纯的物质性存在，也不能视为纯粹的观念性存在。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追问：“在技术化的千篇一律的世界文明的时代中，是否和如何还能有家园？”未来的前景是人的技术化，还是技术的人性化？人类应该做的是在对技术的信仰和对人类自身的信仰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这就要求我们以理性精神和人性关怀来反省技术至上观念，避免工具至上、技术乌托邦主义的痴迷，应当更关注人类的精神家园，走上技术逻辑与人文逻辑协调发展的道路。技术与人文的博弈是现代社会一个长期存在的现实难题，也许二者之间的关系用“科技是发动机，人文是方向盘”这句话来概括不无道理。从这层意义上说，高度技术化的“数字化”应该是一种“人文技术”，“高技术”与“高人文”的相互融合是数字技术与数字艺术发展的前景。如果仅仅强调数字技术高科技的一面，而忽视其所具有的人文意义，就会降低数字化变革所具有的整体意义。技术进入到人类生存的最内在领域，改变我们理解、思想和意愿的方式。人们一方面享受着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一方面不自觉地陷入技术崇拜甚至技术统治的境地。然而，我们不可能因为技术的种种负面后果就排斥技术，正如我们不可能因为技术的巨大成功就消解人文精神一样。我们只能在发展技术的同时，加强对技术的选择、应用和控制，也就是对技术的人文规范和控制，这在技术决定论日益盛行的今天尤为重要。

大众媒介文化消解审美上的等级差别

　　与媒介化相伴而来的是文化的形象化，这导致文化的根本转型：从本质回到现象、从深层回到表层、从真实回到非真实、从所指回到能指；人类文化不再是“内容”的而是“外观”的，人们在日常消费的广泛性上实现着生活的审美化。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消费心理也从商品消费转向了形象消费，而大众媒介文化则迎合并且刺激个人的形象意识。“这种形象意识产生了存在对道德和理性的中立情态，使主体无原则地放弃了价值判断，认同于形象的标新立异”（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文化工业的高技术已经编制了一个高密度的形象世界，我们的生活与之交织，正如我们难以逃脱声音和影像制品的包围和诱惑，我们的生活已成为一种形象活动；大众媒介文化凭借外在形式的充分技术化效果而遮蔽了文化内涵或者干脆取而代之，欣赏者满足于对象外观的快适而无心在静观中体味对象的文化意蕴，心理化的审美活动往往变成一种感官化的直接操作。
　　大众媒介文化以其商业性和娱乐性消解了“审美非功利性”的诉求，文化工业利用其“有目的的无目的性” 驱逐了康德美学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因此，康德以来的欧洲美学传统受到了作为“自在的美学”的大众美学的质疑，“将审美消费置于日常消费领域的不规范的重新整合，取消了自康德以来一直是高深美学基础的对立，即‘感官鉴赏’与反思鉴赏的对立”（布尔迪厄《区分：鉴赏判断的社会批判》）。康德由于始终持一种“贵族式的精英趣味”立场，采取了对低级趣味加以压制的路线，并试图走出一条超越平庸生活的贵族之路，将其美学建立在文化分隔与趣味批判的基础上。的确，在康德所处的“文化神圣化”的时代，建构以“非功利”为首要契机的审美判断力体系自有其合法性；但是，雅俗分赏的传统等级社会使得艺术为少数人所垄断，其后果只能是：艺术不再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整体的利益具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审美与生活的割裂使得美学承担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小，最后有可能成为少数人坚守的一种精神乐园和身份表征。与此相反，在当代商业社会，不仅波普艺术在照搬大众商业广告，而且众多古典艺术形象也通过文化工业的“机械复制”出现在大众用品上，大众可以随时随地消费艺术及其复制品，传统意义上的高级文化与低俗文化之间的沟壑似乎被完全填平了。

视觉化带来审美体验的困难

　　审美体验本来是人们各种体验交会的核心，它可以通过新的无限的时空境界，最终将感性个体带入超出了有限性和局限性的“诗意栖居”的状态。但是由于电影、电视等现代影像工业的发展使得几乎所有的文化都一定程度上被视觉化，当代语境中的审美体验却日益显得难能难为。审美是对亲身体验的回味与升华，影视、电脑构建的视觉化的超文本却往往将人与自己的体验对象隔离开来，取消了亲身体验，减少了静心思索的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了审美活动的基础。美／审美注定被“观看”引向了浮泛的表面与感性，文化变成了以图像为基础的，由音乐、语词、叙事等能指整合而成的“格式塔”，它的能指无需遵循固有的形式规范，也无需导向深层次的所指，它不讲求个人的亲身经历与体验，只注意如何被复制、拼贴与粘连。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心理距离的缩短与消失，造成了往返于物我融贯过程的审美体验的缩减与停止，这时的审美文化几乎忘却了对人类自由本质的体现，忘却了对人类生命与生活轨迹的显示，忘却了曾有的心灵震颤与人格震撼。
　　清醒而谨慎的文化乐观论是值得赞赏的，但富有远见的文化忧患意识和具有穿透性的文化反省更让人敬佩，尽管迥然各异的文化观的有效性存在，可以使文化与审美始终保持一种走向多样性的可能。媒介文化与媚俗艺术的受宠，加剧了多元现代性的内在紧张，凸现了文化亟须扩大视野的时代诉求，它也许契合了特定人群在特定时段、特定情境下的文化心理，譬如无厘头文化和青春期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本身的时空局限性和对个体世界观的影响之微是显而易见的。现代电子媒介使“文学性”越出传统的文学领域向经济领域、大众日常生活领域扩展，对传统文学的发展提出挑战，忽视这些新挑战，以及极端的文学终结论都存在问题，因此必须予以充分的理论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导致了剧烈的社会转型及文化转型，因此图像社会的出现所带来的文化断裂、文化冲击和文化重构的力度更大，问题也更为复杂和独特。另一方面，中国学界自身的学科危机、学科重建问题也日益突出。而通过对于当代视觉文化及其后果的研究，文论界对于学科危机、学科重建问题反思的角度、维度、深广度均得以确认和强化。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又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就是与本土的现实的文化、文学新现象的联系逐渐紧密起来了，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的在场性初步得到了体现，从而使新世纪中国文论关于视觉文化及其影响后果的研究，初步呈现出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学术品格，这对于我们探讨新世纪中国文论转型特点及其问题域之呈现是非常有意义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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