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印度哲学 、梵文专家，编著有《东方哲学与文化》和《月亮国的智慧》等。

　　在古代印度，从公元前1200年左右就开始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吠陀文献，奠基了婆罗门教的基本教义。吠陀文献由梵语写成，所以最早期的梵语也可以称为“吠陀语”或“上古印度语”，统称为“古代印度-雅利安语”。最早使用梵文写作的是文学作品，后来又被用来写作哲学、宗教、历史、叙事诗、戏曲等。在印度产生的学术典籍，基本都可以归类为四大宗教所有，即：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这些文献大多用梵文写作。其中梵文哲学文献占了很大的份量，它们被称为“论证与求索之学”；特别是尊吠陀为其思想根本渊源的正统六派哲学，它们在与宗教伴生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哲学体系，撰写了大量的梵文哲学经典著作。这些经典涉及各个领域，哲学思想非常丰富，代表着印度古代人的重要精神财富。
　　梵文自1500多年前就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梵文哲学文献也一同传入。由于佛教的推动，梵文学研究的伴生物和梵汉文化交流的产物音韵学也得到了发展，其中梵语《悉昙章》的出现就是标志。但在过去，佛教学研究才是主流，梵文哲学经典著作研究只是佛学研究辅助学科，一直得不到重视。
　　近代以来，随着欧洲哲学研究的兴盛，印度哲学的研究也得到了重视。在亚洲，中国和日本等国家也将对印度正统派哲学的研究列为正式学科。于是，开始出现印度古代梵文哲学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的热潮。但是，由于梵语的艰深和学科的冷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人才极少，成果也不多。
　　在上个世纪，我国从事梵文哲学经典翻译和研究的人才并不太多，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以季羡林先生为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是一个主要研究基地，这方面的力量主要分布在哲学所、外文所、亚太所和宗教所。外文所以黄宝生研究员为首，组织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大史诗《摩诃婆罗多》。而哲学所东方哲学研究室主要从事梵文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其中主要代表人物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巫白慧研究员。梵文哲学经典的翻译和研究，主要是以单兵作战为主，靠的是学者的梵文基础和长期的学术积累。这是一项毫无经济利益可言、单调枯燥的文献案头工作，学者必须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往往要十数个年头才能见到成果，需要奉献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有这个学术传统，在国内外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近年来出版了由巫白慧研究员译释的《圣教论》和我翻译并解说的《示教千则》。巫白慧近年来还译释了许多《梨俱吠陀》的神曲。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的年龄越来越大，退休和自然减员相当严重。因此，为了维持这种历史的传承，维护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哲学所的学术地位，继续加强和发展梵文哲学经典的翻译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要让梵文哲学经典的翻译和研究传统不断延续下去，要与我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地位相匹配。中国社会科学院自去年以来积极采取措施，为振兴绝学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我们也呼吁年轻学者能够献身于学术，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当然，“为往圣继绝学”绝非一日之功可以完成，这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同时，在新时期做学问也应该有新的观念和新的研究方法，既要传承老一辈学者的优良学术品格，又要体现新时代学人的创新精神；培养人才要求精求深，但绝不能专攻单一。对于梵文哲学经典的专门人才，就必须要求会梵文并懂哲学，否则很难出高水平的成果。其实人才流失并非只是这个学科才有的问题，我们不但要考虑如何培养人才，而更应该考虑如何留住人才，通过采取各种有利措施和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让学者安心于本职工作，从而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安心于冷门学科的研究。如果有这些做基础，绝学的复兴之日也就不会太远了。
　　（2-3版专家解读由本报记者张微、吕莎、王建峰、郭烁，实习记者郑巧、周悦采访整理，本报记者王宙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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