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兴学科，电视研究在美国依然困难重重。在新媒体炫目的技术更新和诱人的利益驱动之下，电视研究的根基摇摇欲坠，其学术地位在整个体制中侧居边缘。此外，从“大媒介”中独立出来后，电视研究的独特性如何彰显出来，也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秉承1970年代开创的人文批评传统，经过近30年的发展，美国电视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社群。早期一些重要的研究者，除了霍拉斯·纽卡姆、艾瑞克·巴尔诺、安·卡普兰以外，重要的研究者还有威廉·博迪（“黄金时代”电视史研究者）、珍妮·福伊尔（类型研究者）、林·斯皮格尔（“电视与家庭”研究者）、罗伯特·艾伦（电视理论研究者）与布鲁斯·格龙贝克（电视批评研究者）等。
　　从研究路径来看，大体有三。第一，文本批评，指运用意识形态、叙事学、符号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进行意义阐释和社会批评。第二，类型研究，借鉴电影研究方法，进行节目批评、类型发展研究、类型的文化意义阐释等。第三，文化研究，考察媒体、受众、社会组织围绕电视所产生的权力关系。
　　1980年代初，“电影协会”更名为“电影与媒介研究协会”（SCMS），属下的刊物《电影杂志》顺理成章地成为电视研究的重要阵地。除此之外，《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也大量发表电视研究的论文。1984年，第一次“电视研究国际会议” （ITSC）在美国召开；1986年，第二次会议在伦敦召开（2005年也在伦敦召开）。英语世界的电视研究者互通声气，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从麦克卢汉开始，很多知名学者往来于北美之间、环大西洋两岸，其中包括雷蒙·威廉斯、约翰·费斯科、约翰·哈特利、卡普兰、洪宜安等人。
　　作为新兴学科，电视研究在美国依然困难重重，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整个学术体制中侧居边缘。电视是否称得上严肃的学术研究，这个疑虑似乎并未完全排除。从1970年代开始在大学开设电视的相关课程，但大多数是公立学校。几十年过去了，常青藤联盟的学校，至今仍在回避电视的课程。有些学者因而哀叹，“电视是美国学术研究中的坏东西”。与此同时，电影研究则要幸运的多，从1950年代的“作者电影”研究开始，在学术体制中占到应有的位置。此荣彼枯，电影有一个更“低级”的电视在垫底。
　　其次，面临“新媒体研究”的挑战。新媒体以网络数字技术为基础，声画传播的手段更加多样化，对于竞争激烈的传媒产业来说，其中蕴含着无限商机，甚至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适应这种发展趋势，新媒体研究迅速成为热门。大学里增设了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学生趋之若鹜；申请课题相对容易，经费资助极为可观；各种学术会议上，学者们挂在嘴边以为时尚。有些学者开始质疑，新媒体研究到底“新”在何处？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新”媒体实际上只是一种传播技术。然而，似乎研究网络中的任何东西（包括电视），都要比研究电视来得更先进，其实研究的问题都一样。比如说，如何阐释网络（电视）影像内容，网络（电视）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新媒体研究中的“新”，在很多研究者那里，未必是应对媒介发展变化的学术意识，而是迎合媒介研究的科技乌托邦思想，“新”仅仅意味着更高级、前沿的学术理念和视野，很多人借此来跑马圈地，以获取更多的资源。电视研究的人文批判传统，从1970年代开始，刚刚才有些眉目，在新媒体炫目的技术更新和诱人的利益驱动之下，其根基摇摇欲坠。可以说，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都还没来得及深入探讨，突然之间，传统的电视研究似乎已经过时了。
　　再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电视研究也遭遇到困境。从威廉姆斯、纽卡姆开始的学科整合，有一个重要诉求，是要关注电视文本，使之真正成为“电视”的研究。正如林·斯皮格尔评价的那样：“过去三十年里，电视研究最大的成就是，使电视从一个‘宏大’、‘抽象’的媒介领域中脱离出来，探讨电视文本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关联。”问题是，从“大媒介”中独立出来后，电视的独特性在研究中是否被彰显出来？答案并不乐观。正如前文所述，作为学科的电视研究主要有三种研究路径：文本批评、类型研究与文化研究，都是从其他学科中借鉴过来的。文本批评借助文艺理论，类型研究借鉴电影研究，文化研究则直接来自于英国的文化批评。由于电视本身涵盖各种文化形式，研究方法的借鉴是必要的，但是，“电视”研究之所以为“电视”的研究，其独特性如何彰显？这是美国“电视研究”学科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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