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中的大学》
　　[加拿大]比尔·雷丁斯/著
　　何卫华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1版

　　如今，各高校在争创“一流大学”的理念下，纷纷出台测评方案，进行量化操作，以便在各种项目的评估中达到较好的效果，获得科研经费和各种资金补助，使大学得以良性运转。这一切与其说是为了大学的学术生命，不如说是为了大学在学术、生源等市场上的活力和竞争力，而后者才是大学赖以生存的根本所在。因此，用各种数据的累积来增强在争创“一流”中的竞争力已经是人人接受的道理。
　　但是，有一个声音对此提出极端的质疑，这就是《废墟中的大学》的作者比尔·雷丁斯。他生前曾任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是一位活跃在北美学界的学人。他的这本书写于1995年，那时，“一流大学”早已成为西方大学无可置疑的体制建设与管理经营之理念，但比尔·雷丁斯却敢于反潮流而写，把照此理念构建的大学叫做“废墟中的大学”，并公然以此为书名。因此，本书一出版就带来了不小的震撼，迄今仍然是学界热烈争论的话题。

“一流大学”理念脱胎于经济全球化

　　作者认为，当下的大学理念与现代大学建立时的理念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按照作者的理解，西方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有三个阶段：康德的理性大学、洪堡的文化大学和当代的所谓“一流大学”。内在于前两种大学中的是一种先以“道”为调控原则，然后再谈技能层面训练的大学理念，比如康德的理性大学把大学首先看做思想活动的典范，培养的首要目标是使学生具有超越蒙昧、迷信、盲从的能力。而洪堡的文化大学则把大学与民族国家相关联，打造的是国家公民或民族主体。这样的大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个乌托邦工程，它追求的是打造人类、打造文化，而绝不仅仅是训练专门技术人员。在这样的大学中，校长就是这种理念的化身，他对外传播他的办学理念，对内则把研究与教学看做构成教育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把教师与学生看做这个教育叙事中的主要人物。在培养目标上，他追求的是产品与过程、技能与修养、知识与思想、专业与责任的全面发展，且重点在后者，以后者支撑前者。
　　这样的大学理念到了当代这个经济全球化时代，被美国人提出的“创一流”理念所替代。原先的调控原则变成了现在的一系列操作指标和量化计算，大学越来越按照企业或大公司的管理模式运作，校长变成了体制的管理者，他不再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发表言论，而是忙于筹措资金、拉项目。而在学校的运作上，重点也相应转移，从研究与教学转向管理与经营，大学故事的主要人物现在是教务长。同时，研究越来越专业化，与教学脱钩，学校与学生的关系走向服务和接受服务的市场消费关系。总之，大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横向的市场竞争体系，它与民族文化的纵向联系开始松弛，它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衰微，而竞争意识逐渐增强——它追求在竞争中创“一流”。

绝对量化的评估体系构建不了“一流大学”

　　但问题是，所谓“一流”是一个没有所指的空洞概念，如同索绪尔符号学意义上的能指，并没有确定不变的意义或质量内容，是按照一个体系内的原则在与同类的类比中获得意义，而能够类比的是数量、指标、效益，至于质量、意义、价值的内容则在所谓科学化管理的各种图表上再也没有可置放的栏目了。换言之，按照“一流”理念操作，坚持不变的、具有统一性的东西在各种自成一体的评估体系中消解了，正如雷丁斯所举的一个非常具有挖苦意味的例子，大学为了解决教工停车难的问题，可采取建停车场的措施，于是为教工节约了时间，相关部门为此获得“一流”操作的称号。但是，学校的校园管理部门在治理噪音、减少污染、为师生营造良好环境方面也要追求一流。照理说，这两个“一流”标准是矛盾的，但是在“一流”理念管理下的机构中，这两者却可各按自己的一套评估标准同时胜出。所以，雷丁斯认为，所谓“一流”理念是“解指涉化”、“解政治化”甚至“解意识形态化”的，因为它就像货币关系，并不以实质的东西为统一价值标准，而是以一个流通体系内的可计算性、可类比性和可交换性为标准来操作，由此“一流”管理也就变成了一种会计学。
　　雷丁斯认为，这种状况是与民族国家的衰微直接相关的。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家不再是民族资本再生产的主要运作场所，只要对资本盈利有益，那些跨国公司并不在乎把总部设在哪里，也不在乎挣自己国家的钱。在这种语境下，大学的使命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大学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机构变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机构，其为民族国家培养公民主体的使命，让位于为就业市场提供具有竞争能力的人力资源的任务，同时它自己也面临市场竞争机制中的各种挑战。因此，它越来越成为许多机构或企业中的一个成员，而不再是一个象牙塔。从这个意义上，雷丁斯认为，现代大学，即洪堡意义上以承担国家和民族文化使命为己任的大学已经走到了黄昏时代，成为“后历史大学”，即历史的遗留物。

大学应是“各执己见的共同体”

　　在雷丁斯看来，任何一种绝对的判断都会导致新的盲从、迷信、权力、压制。面对全球化语境中的大学处境，他提出一种以“思想之名”办学的理念，也就是以培养学生的反思、质疑、批判能力为旨归的教育。他倡导“教学景观的开放性”，即在课堂上，老师和学生都不应认为自己是主体，而是永远保持“他者”与己共存的意识，包纳“他者”，用“他者”不断质疑“自我”，由此大学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不再以“共识”为凝聚力，而是以差异，说得更确切一些，以承认彼此的差异为基础。他把这样一个共同体叫做“各执己见的共同体”，这是把哈贝马斯所谓的“共识”加了否定前缀而构成的新词，如果这样一个共同体有共识，其共识就是这个“解共识”，因此也是解权力、解轻信、解盲从。这是雷丁斯这个“废墟上的栖居者”对大学空间的新的设想，尽管他拒绝谈论回归，但是实际上，他回归了理性大学的理念。
　　如果说雷丁斯的理念与最早提出现代大学理念的德国唯心主义者们一样充满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理想主义成分，那么正是因为全球化语境中的大学缺少了这样的理念，甚至正在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而在中国大学走向市场改革的今天，阅读雷丁斯的这部著作，则有一番别样的感受，因为它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原有的“传道、授业、解惑”这样一个完整的教育过程解体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反思我们的教学与科研评估体制：在我们开始按照美国的所谓“一流”管理方式即数量和指标体系进行操作时，我们是否确保了相应健全的法律、学术和道德监督机制？如果没有后者，前者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从何谈起？
　　在我们也面临大学改革的当下读雷丁斯，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异质的声音、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并被这个声音所吸引，也许这个声音应该被更多的人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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