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晚年著述《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以下简称《论衡》），是《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9月版）的姊妹篇，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12月出版。1986年5月，岳麓书社出版了简体字版。
　　晚年钱穆带着高度自觉的文化使命感，在反思五四以来“西化”思潮的基础上，面对一切学术“有西方，无中国”的现代化弊病，在本书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华民族是靠西方的“民主自由”维系，还是靠自身的“民族精神”维系？另一是中国学术是以“全盘西化”求发展，还是在“民族传统”基础上求发展？钱穆的答案是后者，即“乃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主通不主别”。（《〈论衡〉序》）这是全书的指导思想。作者从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12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此种思想。
　　文中论及文学的民族精神，钱穆认为中国文学根植于“心”，是人的性情和生命的言语表达；中国文学表征于“文”，“言而文，谓之文学”，“文章之学，乃称文学”。（《论衡·略论中国文学》）论及史学的民族精神，钱穆认为“史学、人文学重在心”，“中国史取人之宏，教人之深”，故与文学相通，因而常常会以“文史”并称。如果要“深切体会中国民族精神与其文化传统，非治中国史学无以悟入”。（《论衡·略论中国史学》）论及哲学的民族精神，钱穆是透过“仁”来把握中国哲学精神的，“然则只一仁字，乃成中国两千五百年来一项共同思想，共同哲学”。它不仅表现在哲学上，而且也表现在“一切学”之上，“如史学，如文学，如艺术，为一书法家，为一画家，皆如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共同传统”。（《论衡·略论中国哲学》）
　　钱穆从民族文化立场出发，以西方文化为参照，从12个学科角度分别探讨了民族精神问题。他认为，中华民族要靠自身的“民族精神”维系，中国学术也要在其“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今天读来，仍然给我们很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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