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来电话告诉我：“任继愈先生今天清晨去世了。”我并没有惊愕，因为前几天已经听说他病情严重，但是我仍觉得他不会走得那么快。去年到北京拜望他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看那精神矍铄的样子，我一直相信他能够活过一百岁的。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和陈长琦、项雄军、项一中等朋友来到任先生住的楼下，恰巧他散步回来，亲切地拉着我的手一同步入家门。他依然善谈，思绪十分清晰。说到往事，屡出惊叹之语；谈论前景，每有憧憬之情。聆听他的谈吐，哪里像年逾九十的老人！不过，保姆悄悄地对我说：“奶奶去世以后，爷爷身体不如从前了。”而且，任先生也告诉我，他已经很少出门，不会再离开北京了。不知道他的这句话是否有所暗示。任先生不仅仅是学问家，他对社会的了解很透彻，对人生的理解也很明悉。如今哲人已逝，但是他的许多话语却仍然回响在我的耳际。
　　我随从任先生工作了七年。那七年正是我人生的旺盛时期，其间几经转折，竟都与任先生有密切的关系。
　　我第一次到任继愈先生的家里，是1989年的秋天，那时我刚刚到北京图书馆办理完报到手续。我的好友、任先生的研究生张跃给我打电话，说任先生要见我。当晚我就来到任先生的家中。任先生没有寒暄之语，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他对我说，北京图书馆是一个大单位，历史悠久，加上“文革”中的遗留问题，人事关系当然就十分复杂。他来北京图书馆后，感到有些设想难以实现，许多工作推而不动。随后，还有不少人议论道，任继愈这个馆长只是名誉性的。说到这里，我感觉任先生的话音略有颤动。他接着说：“我当馆长，并不是来挂名的。既然来了，就要有当家的责任感，绝对不能把图书馆事业当成自己专业以外的副业。不少搞文史的人，看不上图书馆的工作，其实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曾经在图书馆干过，甚至可以说是图书馆培养出来的。”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管你今后能在图书馆工作多久，对你的人生发展都将有重要的影响。关于北京图书馆工作的难处，他说关键在于人事工作。北京图书馆不是衙门，而是中国文化事业的象征，它不仅在图书馆界而且应该在整个教科文领域发挥牵头作用，但是现实状况却不行，只能充当替别人端菜盘子的服务员。北京图书馆要发展，首先应该改变人事格局。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提高学术素质，另一方面是增加文史人才的比例。要提高学术素质，又需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提高原有员工的学术水平，另一方面是设法引进和留住高层次的人才。相对而言，从外面引进要比在内部培养快捷。但是，这种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如果人事部门存有私心而又没有学识，那就更加难办了。至于图书馆增加文史人才比例的事情，往往是停留在负责人口头上，因为文史人才的作用并不会立竿见影，所以难以引起重视。任先生的会客室位于他家入门的右侧，窗户北向，不足十平方米。窄窄的房间虽然略显暗淡，任先生的神情却是爽亮的，说话掷地有声。后来我才知道，在我之前北京图书馆已经调进来三位毕业不久的博士。他们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文学博士张国风、经济学博士张鸿义和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博士方广锠，加上刚来报到的我，文、经、哲、史就都齐备了。此后，张国风、方广锠和我都曾独当一面，为北京图书馆的事业作出奉献，但是全都因为客观原因而调离了。
　　我在北京图书馆最初的工作，是参考研究部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室主任，后来还兼任《民国时期总书目》的副总编辑，负责历史、地理、地方志与人物类别的编撰事务。这个部门和这项工作都与我钻研的魏晋南北朝史专业距离甚远，干起来费时费力，我心中并不十分情愿。任继愈先生对我说，借此机会认真阅读一些马恩著作是大有好处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辩证法，是让人聪明的学问，对它有所钻研之后看问题和做学问的方式就不一样了。1990年，德国柏林参议院图书馆馆长克劳迪亚·卢克斯博士访问北京图书馆，点名要参观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室，因为那曾经是她的专业方向。任先生对我说，各地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机构不存在了，但是北京图书馆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室还保留着，而且放在新馆最显要的位置。你这位中国博士要告诉那位马克思故乡的博士，我们仍然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问。
　　1991年初，某出版社因为买卖书号被限令整顿，嗣后我被派往该社主持工作。北京图书馆党委书记杜克为此找我谈话，但我却表示愿意留在参考部的岗位上。杜克书记说：“你是党员吧，那就只能服从党委的决定了，再说你是老先生点的将呀。”我只好到任继愈先生的家里，表达我不想调动的理由，一是怕影响自己的学术研究，二是不想到那里去。任先生说：“我听说那里的情况了，确实有问题，但我倒更想让你去历练历练。当然，谁能够保证样样事情都干得好，干得下去就干，干不下去就回来。”至于影响做学问的问题，任先生认为，做学问有活学问与死学问的区别，原因就在于有没有对于社会的理解。干过实业的人眼光会更加敏锐，有了具体的实践经历，反倒能够将学问做宽。说到该出版社出卖过100个书号的事情，他坚定地说：“这是必须整顿的事件，买卖书号的背后肯定有大的经济利益在推动。该出版社本来是得天独厚的，背靠着北京图书馆这座文化大山，却要靠买卖书号来支撑摊子，实在是没有出息的做法！”他还体谅地说：“不良风气一旦形成，就积重难返，去那里主持工作，肯定会困难重重的，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说：“困难倒不怕，我也肯定不会让该出版社出卖一个书号。但是听说那里的人爱告状，今天告一下，明天告一下，时间长了就会起作用，即使您任先生不相信，别的领导也难说不会采信，不知道会闹出什么麻烦来。”任先生说：“世上有二气，一是怨气，一是冤气，这两种气都不好受。但是，干事业就得受气，特别是要受得住冤气。我相信你，就像张居正信用戚继光那样，多少人告状也不顶用，这样戚继光才能成事。”最后，任先生要求我，至少要为这个出版社奉献一届四年的时间，才能退回来做学问。
　　1996年初，我如释重负地来到任继愈先生家里。依旧在那间窄窄的会客室，我对任先生说：“您要求我在那家出版社干上四年，结果我干了五年，超额啦！现在请您同意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工作吧。”任先生笑着回答道：“我已经为你写好了推荐书，不但同意你的要求，而且要为你饯行。”我在任先生家一共吃过三顿饭，前两次是凑巧赶上的，第三次就是任先生为我作的饯行。和前两次一样，夫人冯先生指挥小保姆将饭菜做好端上桌子，食物内容和前两次相仿，馒头、稀饭，加两样蔬菜。我曾出席过一些宴席，席间的美味佳肴早已忘记了。只有任先生家宴的内容是一贯的，所以记忆犹新。学者的生活，就是这样简朴。
离开北京图书馆以后，我还经常去看望任继愈先生，这不仅因为旧有的上下级情谊，而且由于我爱听从他的看法。任先生话语不多，但是无论点评大小事件，都富含哲理，所以影响深刻，令人铭记在心而不会忘却。2002年，我要调回南方，到浙江大学工作，任先生欣然为我写了第二封推荐信。记得当时他说过，很希望看看钱江潮涌，但是我没有及时促成此事，如今已成无可补救的遗憾。2005年，我要调往广州，到华南师范大学工作，任先生又欣然为我写了第三封推荐信。他说：“调动工作和旅游不一样，旅游是走马观花，调动工作则是人生体验。”他感叹道：“人的一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应该过得丰富多彩，多去几个地方是对的，可惜我做不到了，你真让人羡慕。有机会再换地方的时候，我还乐意为你写推荐信。”这些话还是在他那窄窄的会客室里发出的议论。他的住房越来越陈旧，他的议论依然新鲜而富含哲理，耐人寻味。
　　从我认识任继愈先生至今，他的住房一直没有变换。北京图书馆盖了多次宿舍，也以各种形式作过分配，但是身为馆长的任先生依旧住在坐落于北京南沙沟的公房。这所公房是早年按照级别分配给任先生的，面积虽然不小，但是十分拥挤，因为堆满了书。任先生爱书，但是绝不以爱书为理由而贪书。作为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下属出版社按例要将每种样书各送一本给他审阅。但是每送一次新书，他都会把前次送他的书托司机带回来。他告诉我：“这些书没有破损，还可以交给发行部门销售。”这就是他的领导风格。
　　哲人忽已仙逝，忆起往事，繁复如潮，谨以此点滴文字作为纪念。
　　（7月11日于华南雨静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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