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贾植芳逝世一周年的会议上，我和同济大学资深教授施建伟谈及贾植芳对上海海外华文文学沙龙的支持，颇为老人的精神所感动。
　　施建伟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认识贾植芳的。有一次，湖南省出版工作代表团来沪举办大型活动，施建伟受邀参加，贾植芳也应邀参加。久仰贾老大名的施建伟想不到竟在这里相遇，自然喜出望外，于是他连忙跑去请教。贾植芳得知施建伟18岁就被打成“右派”，便操着山西口音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是小‘右派’，我是‘反革命’，正是同病相怜呵！”从此，俩人便成了忘年交。
　　1993年，施建伟被引进同济大学任文法学院副院长兼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当他和几位业余研究者相聚时，感到上海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面落后于其他省市，于是产生了由同济大学出面成立上海海外华文文学沙龙的念头，打算以此为平台，不定期地举办沙龙活动，交流信息，互相切磋，资源共享，倡导一种新的研究风气。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贾植芳的支持，他不但同意当顾问，而且还允诺参加每次活动。1994年12月4日，沙龙正式成立，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等20余位专家出席。贾植芳不顾年迈，兴致勃勃地来到会场。他说：“随着改革开放文化交流活动的增多，国内对海外华文文学由不知到知之，由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海外华文文学的形成与华人走向世界形成华文文化圈密不可分，并且影响越来越大，研究探讨华文文学已构成一门新的学科，也凝聚了一种新的科研力量。” 贾植芳把海外华文文学提到一门新学科的高度来阐述，可见他的重视。会上，施建伟开宗明义地讲了办沙龙的目的：要发挥群体实力，不要散兵游勇；要研究资源共享，互通信息，不要独占资源，封锁消息。施建伟举例道，一些台港澳文友来沪，点名想见一些人，但被接待者拒绝，接待者将来客当做私有财产“保护”了起来并独占了他们提供的材料。贾植芳闻之，按捺不住地插话说：“文学研究要发展，必须打破封闭，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广泛交流。资料和信息，应当是从事研究工作的公器，是大家共同享有的资源。某些人霸占文学资源，是一种‘文霸’作风，这也是一种愚蠢的自我封锁、作茧自缚。”贾植芳抨击“文霸”的不正之风，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扬。他们认为，贾老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也只有贾老才能如此直言不讳地切中时弊。他们纷纷表示，绝不搞个人垄断，将所拥有的资料，向研究者开放，树立新的学风，从自己做起。
　　海外华文文学的资讯几乎全部来自境外，只能通过境外各种渠道的交流直接获得，业余研究者要得到这些资料就十分吃力。有了沙龙这个平台，不仅凸显了学术为天下公器的意义，而且有利于业余研究者融入学术主流的研讨，从而推动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的发展。施建伟说：“我也知道我这样做，也许会冲击已经形成的资源分配上的平衡格局，也可能危及某些人对学术话语权的垄断地位，然而我还是做了，因为我从‘始终站在民间立场上的知识分子’的贾老那里得到了精神上的支持。”贾植芳非常认同施建伟扶持民间沙龙的理念，他常说：“学术的天地应当是自由宽广的，那些‘草根’研究者也够艰难的，我们不支持谁支持！”
　　在贾植芳的支持下，上海海外华文文学沙龙在同济大学开展得很顺利、很热闹。诸多在沪学者如罗洛、徐中玉、钱谷融、毛时安和海外的文化名人如曾敏之、符兆祥、林忠民、吴东南、潘亚墩都曾应邀参与讨论。上海海外华文文学沙龙在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引起不小的反响，当地的华文报刊经常刊出沙龙的消息和文章，沙龙也成了海外华人文友的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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