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在当代中国，可谓热门研究，在国外也一直吸引着众多学者的注意。不过，中外学者关注的重点颇有不同。我们讨论最多的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问题，尤其是考古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将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提前，许多人为此甚至不惜在文明定义本身上做文章。在国外，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文明起源，或者更宽泛些说，是复杂社会起源的动因问题。从平等的原始社会发展到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基本动因是什么？它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这在国外一直引起激烈争论。概括地说，学者在国家起源动因与过程问题上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派别：整合论（或融合论）与冲突论。前者的主要代表有卢梭、梅因、摩尔根、洛伊、霍卡特、福蒂斯、埃文斯-普里查德、魏特夫与塞维斯等人，后者的主要代表有斯宾塞、纳德尔、古穆洛维茨、奥本海默、奥伯格、恩格斯、柴尔德、怀特、斯图尔德、弗里德和卡内罗等人。
　　国家的战争起源论是冲突论中最为显眼的学派。但这并不是说，凡是冲突论者都拥护或者说至少不反对国家的战争起源理论，弗里德就是一位典型的不赞同在人类社会的演进（包括国家的起源）与战争之间建立必然联系的学者。战争起源论的著名提倡者有斯宾塞、奥本海默和当代的卡内罗等人。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宣称，战争产生领导权，战争选择政府，这些观点影响所及，直至现在。奥本海默的国家产生于征服活动，产生于胜利者永久地征服失败者，把军事组织扩展于和平时期行动的理论，更是政治学中大家都熟悉的学说。
?　　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南美人类学部的卡内罗（Robert Leonard Carneiro），是一位与塞维斯、弗里德齐名的学者。在文明起源研究领域，至今健在的学者无人能和卡内罗拥有的影响力相比，今天研究文化演进与国家起源问题，没有谁能够忽略他的观点。1970年，他发表《国家起源理论》。在这篇不太长的文章中，他提出了著名的限制学说，很快引起广泛注意。1988年，《美国行为学家》杂志甚至用整整一期的篇幅，集中许多学者讨论该理论。当然，1970年之后，卡内罗一直在继续修订和完善自己的学说，直至今天。
　　卡内罗关注的主要是那些受到限制的环境，比如古代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墨西哥谷地、秘鲁的深山峡谷与海边小河流域，其共同特点是：宜居宜农的土地，被山峦、海洋或沙漠等所隔离，两者截然分隔开来。在那些地区，随着新石器时代农作技术的进步，人口增长，小村庄逐渐扩大，然后分化、扩展，最终导致较适宜种植的土地都被利用了，争夺土地的战争因而兴起，并且渐趋激烈。由于环境的限制，战败的村民无处可逃，或者基于利弊权衡，不愿逃走，故而屈服于战胜者，或者沦为附属纳贡者，或者整个村落被战胜者吞并。随着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较大政治实体的整合情况出现了，政治于是演进到了酋邦阶段。随着土地资源的进一步紧张，战争也更趋激烈。而在这个时候，参与战争的诸方已经是酋邦了。强大的酋邦征服弱小的酋邦，政治实体迅速扩大。最后，政治单位的复杂情况与权力集中情况都演进到一定的程度，国家也就随之产生了。这就是卡内罗限制理论的基本内容。
　　卡内罗用作上述论证反面例子的，是亚马孙河流域一些社会演化的过程。在那里，广阔的森林提供了几乎没有限制的潜在耕地，因此，人口密度很小，村庄与村庄之间的距离很大。战争在亚马孙河流域虽然时有发生，但都不是为了争夺土地，而是为了复仇、抢夺妇女和提高威望之类。战败的一方往往整个集体迁走，搬到另外一块无人居住的适宜耕作的地方。这样，这种战争与逃逸的过程，使得那里的园耕部落逐渐散居于几乎整个流域。但是，在亚马孙河流域，人口密度仍旧很低，大多数村子仍能保持各自的独立地位，没有结合成为大的政治实体。
　　在秘鲁沿海的小河流域，情况就大不一样，总共只有约78块短而狭窄的宜农宜居的土地，各个夹挤在山峦与海洋之间，每块土地两边还都是干旱的沙漠。在那种环境中，人口一旦增长，宜居宜耕的土地就紧张，争夺便越来越激烈，结果，社会演化的途径便与亚马孙河流域的大不相同了。
　　在秘鲁沿海这一类环境受到限制的地区，自治村庄逐渐演进为酋邦，酋邦演进为国家，其社会内部的政治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战功卓著者获得了政治上的地位，担负起行政职责，执行法律，维持秩序，动员劳力修筑灌溉工程，修筑道路、要塞、宫殿与庙宇，他们与其亲属成为上层阶级的核心。下层阶级由用作奴仆的战俘组成。“这样，战争促成了社会阶级的产生。”被征服的村庄缴纳实物税，其中大部分用来供养统治阶级，因此后者得以完全从食物生产中脱离出来。
　　最后，因战争而失去土地但尚未沦为奴隶的人们，被吸引到那些因其行政、商贸或宗教功能而演变为市镇的地方，成为工人、匠人，使用自己的劳动或者劳动产品，交换统治阶级从村社农民那里榨取的剩余产品。
　　当然，限制理论并非以上所述那么简单。
　　在亚马孙河流域，宜居宜耕的土地几乎不受限制，河流沿岸为何却有酋邦兴起？卡内罗的回答是，那些地区资源十分集中。在河流沿岸以及河中岛屿上，有一种土地叫做várzea，每年洪水上涨，淹没它们之后，便覆盖了一层肥沃的淤泥。这使得这种土地可以年年耕作而不必抛荒，大家都愿意得到它们。亚马孙河还提供了丰富的水产品。显然，这种地区的自然资源远远优于其他内陆地区。卡内罗认为，资源集中的地方也相当于环境受到限制的地方，因为它虽然不像秘鲁的某些地方那样，可用于生产的土地与不可用于生产的土地截然分开，但是，它与周围地区的生态环境相比，还是有着明显差异的。亚马孙河的优越条件吸引周围的人们聚集在这里。故而，争夺沿岸土地的战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战败者为了不离开河流，往往屈服于战胜者，因而酋邦在此得以兴起。这就是卡内罗对限制理论的第一个补充，他称作“资源集中论”。
　　卡内罗还提出了另一个社会限制的补充学说。其实，社会限制这个概念首先是由查格农提出来的。查格农认为，在一个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对于居住于中心区域的人们来说，也可以产生一种相当于环境限制的效果。
　　雅诺马莫印第安人约有10000人，他们居住在一片环境不受限制的雨林里。查格农注意到，在那里，居住区中心区域的村庄与边缘区域的村庄比起来，更为紧密地连在一起，由此，战事发生得更为频繁而激烈。处于中心区域的村庄，四周被其他村庄所包围，因而难以迁走以逃避攻击，只得加强力量来保卫自己。结果是，中心区域的村庄发展得比边缘区域的村庄规模要大，原因在于，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守方面，大的村庄都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激烈的战事也使得中心村庄的头人变得更加强大，他们也是战争首领，其影响力随着战事的增加而扩大。村庄与村庄之间攻防联盟的出现，也比周边地区的情况更为普遍。
　　有意思的是，在卡内罗看来，限制理论还可以用来解释古代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国家的兴起。他认为，在那里，资源集中与社会限制这两种因素都起过作用。但是在2001年9月5日发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卡内罗对他以前的观点作了重要的修订与补充：

　　在1970年最初提出限制理论时，我的印象是，在国家首次兴起的中国北方的那个地区，环境限制并不存在。因此，为了解释那个地区国家的起源，我使用了社会限制这一较之环境限制不那么有力的补充假说。不过，自那以后，主要通过研究那个地区的地形图，我知道自己错了。在国家首次兴起的中国北方的那个地区，是一个倒“T”字形状，渭水流进黄河的大拐弯处，它的环境的确是受到了限制。在渭水与黄河汇流处的周围，群山高达5000英尺，圈住了两条河流。

　　卡内罗的说法到底对不对？显然，结论不能只根据地形图来得出。已经在这一地区做了大量发掘与研究工作的中国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应该更有资格判定。中国复杂社会的演进并非只出现在这一地区，而且并非最早出现于这一地区。大汶口、牛河梁、东山嘴、反山、福泉山、瑶山、陶寺、三星堆等地遗址所反映出来的复杂社会演进的动因与过程，是否都可以使用限制理论来解释？中国学者应该最有发言权。中国学者也应该使用中国材料，对普遍规律的建立作出自己的贡献。我曾经对卡内罗说过，要想创立一种普遍理论，完全撇开中国材料，是不太可能的。他同意我的说法。然而，事实是，不少试图创立普遍学说的外国学者对于中国材料并不太了解。因此，我期待中国学者使用限制理论来解释中国复杂社会尤其是文明社会的演进，更期待中国学者使用中国复杂社会尤其是国家社会演进的材料，对限制理论作出自己的判断或者修正，对整个人类早期社会的演进，提出自己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理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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