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的情形相比较而言，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当酋长从氏族成员中产生出来时，主要是通过施舍赠财的方式团结大众；这样的政治领袖起初没有什么特权，也无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部下，而只能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民众，由此形成的政治运行机制便是“典范政治”。随着酋长势力的增强，遵循已久的公共权力运作方式便会遭到破坏，家族因素被移植到公共权力机构之中，于是古代国家的运作过程中除了早已形成的“典范政治”外，又添加了新的内容。
　　在典范政治的运行过程中，一套完备的礼仪制度正好迎合了这种机制树立典范的需要。古代文献中宣扬君主“为民表率”的文字随处可见，各项典礼仪式也成为君主的行为规范与训导民众的工具。古代的礼制表达了典范政治的观念和精神，历来被视为国家的纲纪，《左传》隐公十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饮食之礼可以培植统治者“施惠于民”的典范形象，而施舍赠财又能带来现实的政治利益，三代统治者深谙此道。比如说，宗庙祭祀之礼旨在通过表达君主对祖先的尊崇，教育民众孝事家长，从而降低民众犯上作乱的风险；天子诸侯亲耕籍田，意在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供奉祖先，以克尽人子之孝示范于民，诱导民众奋力耕作、奉老育幼。当然，“典范”这种温和的控制力其实并不能完全保证君主养成良好的德行。相反，统治者往往能轻易地摆脱典范的束缚。例如，饮食之礼的旨趣本来是培养君主施舍养民的道德观念，却难免成为肉食者纵情口腹之欲的幌子。《尚书·酒诰》说太康“甘酒嗜音，峻宇雕墙”；而饮食的奢侈更令墨子痛心疾首，《墨子·辞过》就批评：“（君主）厚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人们借祭礼博取赞誉，目的却在于满足私欲。
　　虽然要求统治者“为人典范”是社会的需要，但礼乐制度并不能保证他们永不失范，因此必须有另外的因素保证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转。为了维持典范于不坠，具有强制色彩的法律在补救与惩罚之间找到了契合点。与其他的法治国家相比，中国古代的法律保存了更多的温和性和宽容性。
　　首先是“罪极而刑”。从利益角度分析，贵族中任何成员的利益都不能完全等同于整个贵族阶层的利益，一旦某个成员因个人利益严重违法，损害其他成员的利益时，最恰当的做法就是维护法律尊严以便给多数成员带来利益。当然，罪名与惩罚可以不必加诸贵族之身，相反，由仆役代替受罚是最“体面“的做法。《左传》襄公元年记载杨干为晋侯弟驾车而搅乱诸侯军阵，即以魏绛处治其仆役了事。同样的，储君犯法时也只能委屈身边的“师”、“傅”接受惩罚。《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变法时，太子犯法却因身为君嗣不可施刑，只好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此外，还有保全其身而处以流放之刑者，《尧典》记载舜流共工于幽山，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凡此种种，都没有残损罪犯的肉体，而是顾及贵族的体面和尊严。
　　其次，对未威胁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则采取避讳的方式。因为在对贵族行刑的过程中，若与普通民众一视同仁的话，就可能有损统治阶层的模范形象。《礼记·文王世子》说：“公族有死罪，则磬于甸人。”在伦理与法律的交锋中，君主不能以手足相残的形象出现在民众面前，所以只能通过回避司法机关的审理，进行秘密处决。与此同时，即便在审判或行刑时，也尽量避免使用相同的手段或罪名。《周礼·司寇》记载了根据诉讼当事人身份不同而适用不同的法律，另有“八辟之法”以开脱罪责，并且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以往人们通常将这些视为特权，然而其目的恐怕在于满足典范政治的需要，最大限度地维护统治者的集体形象。在特定的地点，由特定的行刑人依据特定的法典以特定方式处决贵族罪犯，普通民众根本无从知晓真相，统治者的失范形象就这样巧妙地被掩盖了。法律为补救失范找到了堪称“完美”的方案。
　　在典范政治的机制下，统治集团为防止自身的腐化堕落，也曾运用天监、史书、工诵、制号、命谥等手段约束在位者的行为，不过在君主集权制度下，这些手段的控制力度和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后来的统治者对典范形象厌倦以致想摆脱束缚时，各项典礼仪式便轻易地被他们利用或改造，借行礼之名而收纵情享乐之实，便是难以避免的结果。在惩治与顾虑之间周旋，使本应强硬的抑制措施——法律也呈现出温情的一面，它与典范政治一道构成了中国早期国家政治运行机制的“人情”特色。
　　（作者单位：广西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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