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研究所所长，政治系主任。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 7部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主要著作：《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2003）、《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2004、2007年台湾地区繁体版）、《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2005）、《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2006）、《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2007，合著）、《国家与制度变迁》（专著，已完成）、《政治学导论》（第3版，2007，主编）。在《中国社会科学》、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Journal of American Chinese Politics等中外学术杂志上发表中、英文论文40多篇，政治评论多篇。

学术必须具有现实关怀
　　
　　记者：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中国政治学的研究现状与其关注问题的重要性相比，处于一种相对滞后的状态，作为一位高度注重政治理论现实关怀的学者，您认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杨光斌：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实践应该是丰富政治学理论的重要资源。遗憾的是，相对于如此重要的政治资源，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总结很不够。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一直以来我们似乎都不像西方人那样善于将自己的政治实践升华为具有学科意义的理论体系，亚里士多德根据古希腊城邦的简单实践，就写出流芳千古的《政治学》，而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有那么多重要经验，却只产生一些远远不能反映其实际价值的作品，《论语》、《资治通鉴》等伟大著作虽然涉及修身齐家治国等各个方面，却缺乏学科意义上的体系性。其次，学科起步太晚，还难以形成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从恢复政治学到今天，不过30年的时间。要知道，美国政治学中的这个学派那个学派，也是在美国政治学学科建立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段以后才出现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在20世纪90年代才崭露头角，中间经过半个世纪的培育。也就是说，思维能力离不开智慧的信息遗传和长期的学科训练。第三，我认为一个不容回避的主观原因是，不少人仅仅把做学问当做饭碗，缺乏现实担当的胸怀和勇气。相对于理论创新所投入的精力和承担的风险而言，研读几本权威文献要容易和稳妥得多。我一贯认为，相对于我党的领导人，很多学者的思想要禁锢、缺乏创新意识得多，否则我们就不会有邓小平理论。学者能否从书斋走向现实，从文本崇拜走向理论创新，是中国政治学能否走向世界的关键。
　　
　　记者：在您的研究中，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您在比较制度变迁研究中提出的“政党中心主义”。我们都知道社会科学中的“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您为何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价值何在？
　　
　　杨光斌：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充斥着不少神话般的故事以及由此而来的“常识”，它们被不加辨别地接受，被视为理所当然，渐渐地被内化为“定理”、“规律”和思维方式，以至于人们对“常识”不再辨别，不再思考，用“常识”去思考，用“常识”去讲故事、说历史、评现实，而这种神话般的“常识”却可能是伪知识、假规律。值得思考的是，不少并不符合很多国家历史的“常识”为什么依然流行？这就必须从认识论上追问，即对于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能够知道些什么、我们又是如何知道的？一般地说，社会科学就是使我们如何知道的知识体系，而社会科学深受观念的影响，观念又来自经验传统。这就对我们如何运用社会科学的有关理论去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提出了挑战，我们是简单地套用既定的概念呢，还是要追问概念本身的意义，尤其是其渊源？无疑，要想更好地认识世界，就需要在比较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对概念进行追根溯源式的辨析。具体而言，我们的社会科学基本上是产生于西方经验的西方观念，而且是基于特定经验而产生的特定观念。其中，基于英国和美国经验而产生社会中心论是由流派众多的政治哲学所构成的“社会科学群集”，或者说绝大多数政治哲学流派都有社会中心论的印记。就这样，基于其他现代化经验而产生的思想和理论就自觉不自觉地被掩蔽了，或者说人们不愿意接受根据德国经验而产生的国家中心主义思想，更不愿意接受根据俄国、中国经验而产生的政党中心主义。我对现代化道路作这样的区分，按现代化的推动力量或组织主体，依次为英美式的社会力量主导型、德日式的国家主导型以及俄中式的政党主导型。很多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决定了社会力量不可能主导现代化，因此国家取而代之；而当国家失败以后，政党自然就成为一种替代国家的主导力量。在很多国家，政党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的主导者，这是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也是比较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问题是，在社会科学中依然流行基于一种经验而产生的理论，并不加辨别地运用于完全不同的经验与文化之中。其后果是，不但形成理论上的错位，更严重的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理论上的错位还导致政治发展道路上的错位，国家陷于动荡之中，有的国家甚至因此而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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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
　　
　　记者：也就是说，阅读世界文明史和我们自己的历史，对于重新认识一些流行的理论、概念和话语很重要。在政治学理论中，“民主”是个众说纷纭的概念，能否从世界文明史的视野，谈谈您是如何认识民主的？
　　
　　杨光斌：民主不仅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在理论上，很多人都知道，今天的大众民主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事，因此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就提出了“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使得民主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专利，今天这个专利演变为亨廷顿的“中产阶级带来民主”。我非常不同意这种简单化的，甚至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定位。我的看法是，在第一波的现代化国家即英美法，民主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下层阶级共同推动的结果，此后，在包括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以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民主是工人运动或其他非资产阶级推动的结果，资产阶级不再是民主的推动者，有的甚至是民主的反动者。有三个原因，第一，19世纪中叶以后，即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和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工人运动登上历史舞台以后，西方的政治形态由精英政治渐渐发展为大众政治，因此作为精英阶层的资产阶级是不喜欢工人阶级的权利诉求的。第二，与此相联系，民主从保护财产权的工具变成了实现多数人平等权的工具，民主甚至变成了“剥夺”少数人财产的工具。第三，政治文化以及发展时序的差异。不同于英美法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关系，在南欧、南美以及东亚，政治文化上是阶级合作主义的，由国家扶植起来的所谓资产阶级也没有要求民主的动力。重新考察民主的历程，我认为，从一开始，下层阶级就一直是推动民主的重要力量；而到了大众政治时代，下层民众则是很多国家民主政治的主力军。因此，我提出，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含义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都必须承认，社会主义运动是反对等级社会和不平等的产物，因而其核心是平等与公正；而追求平等与公正的社会主体（即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必然包括那些无权无势的下层民众。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则是下层阶级实现平等权的最好工具。因此，民主在本质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记者：“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与我们平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是什么样的关系？
　　
　　杨光斌：我个人认为，“社会主义本质是民主”把民主看成是终极价值，而终极价值自然就具有了评判功能，具有标尺作用，即以民主的形式以及民主的多少来衡量政治现实的得失。而“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则把民主当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工具性价值，社会主义则是目的性价值。另外，提出“民主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有助于祛除民主的意识形态色彩，不要简单地把民主当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没有必要谈民主色变。
　　
　　记者：无论是民主问题还是社会主义问题，都是国家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很密切。政治学研究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关怀，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是国家问题和国家理论，请谈谈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看法。
　　
　　杨光斌：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社会科学往往从马克思的老乡马克斯·韦伯那里寻求理论的知识渊源，极力回避马克思。但是，社会科学无法绕开马克思。在国家理论上，西方政治学总是大谈韦伯而回避马克思。根据我的研究，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在理论上具有“元理论”贡献，在实践上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二重价值。西方社会科学中流行的“俘获型国家”、“勾结型国家”、“掠夺型国家”，只不过是马克思的“工具主义国家”和自主性国家的翻版。在众多的国家理论流派中，马克思是不可替代的。在现实层面，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在批判或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中形成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也是民族国家形成和成长的过程，因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对于研究民族国家建设而言具有普适性。在民族国家成长和国家转型过程中，每个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多种多样，同时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马克思对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或成长中的民族国家的分析和批判无疑入木三分。比如由国家的依附性所导致的治理问题。在比较研究后我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成败以及转型国家的好坏，都验证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比如，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治理危机，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作用的丧失或者说国家成为金融寡头的牟利工具。南美自二战以后出现周期性治理危机，说到底也是国家的角色出了问题，比如阿根廷要么被民粹主义俘获，要么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被有产阶级俘获，国家变成了一部分社会力量的工具，丧失了应有的自主性。总之，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对于成长中的民族国家具有普适性价值，即减少国家的依附性而保证国家的自主性。因而，不能把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简单化，它不但是批判的，还有建设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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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解读不能脱离历史“情境”
　　
　　记者：您的很多看法似乎都不同于一些流行性概念和理论，是不是意味着需要重新审视很多概念？
　　
　　杨光斌：是的。在如何认识概念的价值上，我认为需要学习剑桥学派斯金纳的“历史语境”方法论，要关注流行概念背后特定的历史背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盛行的许多概念，都有其产生的特定语境。产生于特定语境的概念，有可能因时过境迁而丧失其解释力，何况有些概念和命题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比如，“国家结构形式”就不是一个好概念，在有些国家指中央—地方关系，而在有的国家指中央层面的国家机构。在这一概念下，人们还常常对国家采取简单的二分法，即“单一制”和“联邦制”，我认为这种区分早已过时，根本不能用来如实描述西方很多“单一制”国家的事实性联邦主义。再比如，奥尔森用集体行动理论解释国家兴衰更是荒唐，把国家发展看成是利益集团之间相互背叛的一次性游戏的结果。事实上，在国家发展中，集团之间的博弈具有多次性、重复性的特点，博弈过程中会有合作。更何况，集团只不过是政治体系中的次级力量，最重要的力量是国家本身，利益集团很难决定甚至影响诸如国家安全战略这样决定国家走向的大问题。
其实对于任何一门社会科学而言，脱离历史“情境”、脱离文本作者自身的学术和价值偏好，去进行纯概念和文本的研究都是非常危险的。政治学由于与社会现实和国家命运的联系更加紧密，因而更要防止脱离特定“情境”和价值偏好的文本研究。

　　记者：我们前面所谈的国家、政党、集团、民主以及社会主义，都是政治学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中的重大问题。您是从比较制度变迁出发而研究国家治理的，能否从您的角度谈谈国家兴衰这个古老话题？
　　
　　杨光斌：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对这个永恒的问题感兴趣，有从文化角度看的，有从技术和经济角度看的，还有从军事角度看的，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结论。无疑，上述视角都是有贡献的。但是，我反对从文化角度看问题，因为它不能回答为什么具有相同文化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命运，何况文化论背后掩藏着种族优劣论。单纯的技术、经济和军事角度也都是有问题的，因为历史上经常有技术和经济落后的国家战胜先进国家的故事。我认为，研究国家兴衰应该研究历史的关键点，即研究国家变迁中的非常规时刻，因为非常规时刻形成的制度决定了国家在漫长的常规时期的基本走向。我提出一个“制度范式”来解释处于历史关键点的国家的不同命运：观念塑造着以政治制度为主轴的制度结构；观念和制度结构一道，塑造或影响着由组织以及组织之间的关系、产权形式、交易方式等要素构成的中观性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或影响着由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构成的制度绩效。简单地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观念和政治至关重要，它们共同决定着经济绩效。这一范式可以被称作“建构性制度主义”，它可以用来解释中日在甲午之战中的不同命运，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改革开放何以成功。中国和日本几乎在同一时间进行第一次现代化运动，为什么在几十年后的较量中老大败于小弟，说到底是两国奉行的观念不同，以及由不同的观念导致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制度使局面完全不一样！
　　
　　记者：谈到制度问题，很多人认为相对于经济制度建设而言，我国的政治制度建设非常有限，您对此如何认识？
　　
　　杨光斌：由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以及由此衍生的政治问题研究，既能检验理论，又创造了理论生长的空间。我注意到一种现象，研究者往往关注那些重要的新现象，但这些新现象却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政治现象。比如在利益政治研究上，人们对新兴社会组织的关注远远多于其实对政治过程影响更大的其他类型的利益群体，比如无组织利益群体、公司型利益集团以及基于产品和行业之上而设计的机构性利益组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才能触及中国政治的整体性改革与变化，而新兴组织则主要涉及国家—社会关系问题。我认为，中国政治和治理研究由4个维度构成，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央—地方关系、政府—市场关系和国家—社会关系。从这些维度的改革和变化看，那些认为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就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而言，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难道不是重大变化？在中央—地方关系方面，出现了政治单一制和经济上的联邦主义格局。在政府—市场的关系上，多次的行政体制改革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在国家—社会关系上，基层民主、新兴社会组织和网络参与，都根本性地改变了传统的国家社会结构。结构性变革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过程。首先，政治—经济过程的利益政治特征日益彰显；其次，公众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能力也逐渐加强。
　　中国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和全新的政治过程意味着，不能再用一些古老的概念套用中国的政治现实。目前中国的政治学发展，迫切需要从认识论上重新清理西方的政体理论，这是我目前正在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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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理论实验场建构本土政治学
　　
　　记者：您谈到的这个现象非常普遍，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为什么依然用一些旧标签来看待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中国政治？
　　
　　杨光斌：这是由于我们研究问题习惯从理论和概念而不是从现实出发。政治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和旧制度主义对我国学界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比如政体类型的旧制度主义属性。诚然，古典主义和旧制度主义政治学中有很多有价值的遗产，比如研究中的价值与事实的统一性传统。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经常被批评的欧洲中心论，太僵化、太形式化与法律化、分析性不够，不具备真正的“比较性”，并且忽视了政治与变迁中非正式与动态的面向。从政治过程来看，难道能够改变政策走向和议程设置的政治不是民主的吗？从政治—经济关系上来看，利益政治的出现难道不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变量？中央—地方关系中某些权力的共享和地方自治权的扩大难道不是民主政治？更重要的是，当先贤们建构他们的政体论时，何曾会想到技术对政治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如果说民主政治的终极价值在于基于民意的善治，那么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即使不是选举的替代性工具，也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渠道。
　　二战以来，虽然西方政治学早已发生了行为主义革命并经历理性选择主义的洗礼而走向新制度主义，但是在政治学的最根本问题即政体论上，居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基于城邦国家规模而又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理论，习惯用流行的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政体论丈量一切国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应停留在用既定的概念分析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是否正确，而应该用中国的经验检验既定的理论和概念是否正确或者是否有解释力和适用性。中国不应该只是西方理论的实验场，还应该是本土理论的发源地。
　　
　　记者：也就是说，需要创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政治学。中国政治学起步较晚，受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的影响很大，这是不是对形成自己的学派造成了不利影响？
　　杨光斌：一个国家社会科学的影响力与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分不开的，不但中国受美国的影响很大，欧洲政治学中的人文传统和古典主义传统也受到美国政治学的冲击。美国政治学是什么状况呢？在美国，美国政治（AP） 研究数学化程度较高，比较政治（CP） 研究则较少有数学，政治思想研究则没有数学，纯是文字表述。美国政治研究很少研究自己的政体，认为它已经发生并似乎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在这种语境下，更多的美国政治研究集中于既定政治制度下的各种中观和微观的制度安排之间的互动与政治行为。在这种研究议程下，数学方法自然大有用武之处。比如研究美国最常见的政治活动即选举政治，不可能不运用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也离不开数学。
可是，我必须说，数学化的政治学已经严重偏离了政治学的初衷，美国很多学者发表文章只不过是为了职称而已，很多学术论文没有任何思想含量，根本不值得一读。这种现象恰恰是学科的“科学化”和不科学的“专业化”所致。美国的政治学已经严重利益集团化了，从而导致其生命力的衰退。最近，美国政治学正掀起一场方法论的“革命”，强烈要求从“失败的经济学”和“可怜的理性选择主义”那里摆脱出来。我认为很难，就是因为美国政治学界的利益集团化结构早已根深蒂固。
　　
　　记者：美国政治学的教训值得汲取。最后请您就如何建设中国气派的政治学谈谈看法。
　　
　　杨光斌：这个问题很大，涉及的方面很多，简单谈几点感受吧。首先，在任何国家，“国家学”就是政治学的政治身份。因此，政治学研究应该是建设性的，即使批评也应该是建设性批评。同时，在中国，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但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搞成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的“异类”、“怪兽”，否则便是自灭门户。其次是研究方法问题。我提出一个“语境—议程—方法”的逻辑，即研究方法取决于研究议程, 而研究议程又取决于语境。也就是说，必须首先弄清楚中国自己的语境。语境不但是现实的，还有历史的。就现实而言，中国已经从革命政治和阶级斗争政治转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相应地，政治学也就从研究革命、阶级斗争转向治理研究，政治学的“国家学”身份其实应该回归到政治学的正统即国家治理上来。偏离政治学的正统，既不会为国家接受，也不会为社会接受。融入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学才有生命力。就历史语境而言，我们一定要弄懂中国自己的历史，弄清楚我们是谁，理论为了谁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社会科学都是经验性的。既然如此，产生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理论就存在适用上的选择性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经常被形成于异域的理论解释得面目全非，这种现象是应该得到纠正的时候了。第三，弄清“他者”，扬弃“他者”。尽管“自我”很重要，也必须了解国际政治学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他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比较政治研究很多是关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比如亨廷顿的“权威—秩序—发展”研究其实就是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治理药方，对很多国家是很有效的药方。因此，无论是学术的需要还是政治的需要，都需要弄清“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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