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是什么做的？读多了他的文字，大致能明白一二：一捧水做的，一瓣花做的，一方竹篱做的，一块青石做的，精致而又散淡，随意而又严谨，捎带几分风雅风流。一句话，绝对不是供大快朵颐的粉蒸肉做的。因而读董桥，适宜在乡间辛劳锄地后的间隙，在自家打扫得红尘无扰的书房，在清晨或暮晚的都市公园。
　　闲心的董桥，不是没有愤怒，只是他更愿意将愤怒酿为一杯可堪回味的米酒，因此愤怒也显得温情脉脉、余韵绵长。从前读他的《文字是肉做的》，我曾窥探到了一位作家对文字发自内心的敬意，这种敬意行之于文，首先便是对四方招摇、毫无愧色的“字虱”的批评，比如“张三闹穷，故此要向李四借钱。”他认为“故此”应改为“因此”或甚至都不用（《“故”与“也”》）；“他自小便聪明过人”、“那个女孩长大便更美了”，他认为“‘便’字前头配‘大’配‘小’都不雅，中外皆忌讳”，不用最好（《一说便俗》）；针对《明报》的评说：“这一连串的惨剧突显了香港的老人问题，特别是独居老人缺乏照顾的问题是如何严重”，他认为“缺乏照顾”这个说法小有语病，建议改为“乏人照顾”或者“对独居老人尤其照顾不周”当比较妥善（《人怕老，文怕嫩》）。这些小品，少了杂文的枪炮架势，沾了些许人间烟火味，亲切，平和，质朴，其微言大义，化木为林，却道出了语文的讲究之道。
　　董桥对文字的敬意，还体现在努力修炼自身的学养、情趣、见识。复杂的生活并未使他道貌岸然。他习惯娓娓道来，文字却经历了入微的琢磨。《竹雕笔筒辩证法》、《宝玉打搅，黛玉劳神》、《美女答曰：哪里！哪里！》、《第四页有三十七个错字》，单是我信手拈来的几个题目，俗也俗矣，雅也雅矣，原本世间俗与雅端的难分难解，俗到雅处，便算至境，雅到俗处，必生奇趣。
　　并不需要每个作家都去铁肩担道义，治国平天下，事实上也不可能。“以小见大，举重若轻”，“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一滴水反映大海”，“随手拈草叶，作剑可杀人”……这是做事情的乃至人生的至境。在一个容忍文化多元的现世中国，倘若能理性地看待董桥现象，那么清风白水的智慧、芭蕉月下的雅玩，仍不失为大，就像我们欣赏够了陆游雄文，壮怀激烈，不免想找找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晒着日头跷着二郎腿把玩一番。
　　董桥说：“写文章不顾词性会白费笔墨，等于在黑暗中向人抛媚眼。”对于媚眼生波、风雅无边的技巧，想必董桥是深知个中三昧的。很绅士的董桥，把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文字，拿捏得赏心悦目。流光容易把人抛，所以我愿意读不是肉做的董桥，读出阳光月光味，读出幽幽的禅味，从而在现实的困顿中安顿心灵，找到人性美丽的禅机。如此，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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