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经典都是一个“开放的作品”。经典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本，而是一个过程，一种历史的编织物，它是在其不断衍生的后续文本中不断生长、发展和增殖自己，并凸现其普世性的。

　　在西方文化史上，经典（canon）一词首先被用于宗教文本。经典作品的概念与《圣经》首次联系起来，是在公元4世纪。与经典相并列的“伪经”一词，指的是那些在形式与内容上与神圣的经典相关，但其真实性尚未被官方证实的文本。
　　文艺复兴时期，经典的概念逐渐从宗教领域转到世俗领域，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荷马、贺拉斯、维吉尔等一大批被中世纪教会打入“冷宫”的古希腊、古罗马作家的作品被列为经典，它们取得了几乎与《圣经》文本平起平坐的地位；与此同时，古希腊、古罗马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也借助近代大学体制得以建构起来。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经典的概念又从古希腊、罗马作家扩展到近代作家。率先进入现代的一些欧洲民族国家，也将本民族的著名作家列入公认的经典序列中。英语中的“经典”一词首次被用于世俗作品，至少从16世纪末开始。1595年，威廉·柯威尔（William Covell）首次建议，在英国各大学的赞助下将世俗作品经典化。此后，戏剧也开始与《圣经》经典相提并论，当时的批评家首次用“经典”这个词指称所有可以被合法地称为属于某个特定作者的作品，例如“莎士比亚的经典”。法国从17世纪开始，建构起新古典主义的教条。这种教条成功地统治了欧洲两个多世纪，“它倾向于让每个有教养的欧洲人不分国籍都接受一套共同的文学标准，并且强调个人在成为德国人或英国人之前，首先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人，拒不服从普世标准的地方色彩和个人特点应当予以约束或抑制”。19世纪之后，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扩张，经典的概念从欧洲出发传播到全世界，由欧洲（后来加上美国）作家写成的文本似乎成为人类普世价值的无可置疑的载体。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的兴起，在西方主要国家兴起了一场解构文学经典的热潮，对传统的文学观、审美观和人文价值观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某个单一的、统括一切的文学经典的主导地位已经受到极大的挑战，经典分裂为反映了具有不同兴趣和特性的形形色色集团的多样化经典。某个特定作家或文本对“经典性”的质询已经变得相当困难，“文学”（“高雅”艺术）与其他文本模式之间的界线已经消失。文学经典被认为是由DWEMS（死去的白人欧洲男性作家）写就的“伟大”的著作历史地构成的，是现代性展开过程中文化体制化过程和程序化的结果，一个文本正是在这个过程和程序中被拔高，尊为“艺术”，从而被经典化的。按照福柯的说法，“文学是通过选择、神圣化和制度的合法化的交互作用来发挥功能的”。任何所谓的“经典”都是先经历了一番“经典化”（canonization）的过程之后才成为经典的。换言之，许多本来不是经典的文本，经过一定的程序、制度使之合法化以后，就成了所谓的经典作品。因此，对其进行解构、重读、再阐释、再建构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
　　不过，仅仅从体制化的角度解释经典的形成，似乎无法解决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书让人百读不厌，为什么有些书读过一遍就不想再读？对此，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提出一个测试经典的“屡试不爽”的古老方法——“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当代最有影响的意大利作家伊泰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对于经典作品也提出过两个类似的定义：其一，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其二，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换言之，经典作品从来不会耗尽它所要诉说的东西，同时又深深扎根在滋润和养育我们的文化传统中。
　　那么，经典的这种“无法耗尽性”究竟从何而来？无疑，除了其自身具有的丰富内涵之外，后代诗人和作家对经典的续写（这其实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阅读或“误读”）在激发经典潜在的文学能量、扩展其隐含的文化意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用当代意大利文学理论家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的话来说，任何一个经典都是一个“开放的作品”。经典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本，而是一个过程，一种历史的编织物，它是在其不断衍生的后续文本中不断生长、发展和增殖自己，并凸现其普世性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家对经典的续写，既可以看做是作为个体的后辈诗人对前辈诗人的“影响的焦虑”的产物，也不可避免地会带上后续者的文化身份意识以及相关的文化上的“影响的焦虑”，从而使得对经典的阐释和续写变成一个复杂的多元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过程。因此，对经典后续文本的研究也就涉及经典的普世性与文化阐释的多元性之间的关系，具有了一种超出文学范畴而上升到跨文化交流领域的意义和价值。
　　从历史—时代角度考察，后续文本对经典的阐释，也是一个从中心到边缘，再从边缘返回中心的循环运动。古老的欧洲经典是借助近代西方帝国的力量得到传播的，而这个传播过程也正是其经典性不断加强、普世性在多元文化的阐释中不断增殖的过程。帝国的冒险与殖民事业发现了文化的多元性，同时，帝国又强行将这种多元性纳入自己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中。这样，帝国就成为一个集普世性与多元性于一身的矛盾统一体。随着帝国的衰落和瓦解、后帝国时代的到来，多元文化身份诉求成为一股积极而活跃的社会话语力量，一些后殖民作家出于文化自觉，主动选择了通过改写西方经典的方式“逆写帝国”（如当代南非作家库切的《福》对18世纪英国经典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改写），希望借此途径使本土文化得以“增势”，获得超越民族、国界的普世性地位。政治与诗学、历史叙事与当下关怀、世界性与本土性、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经典阐释、误读和改写中特有的文学—文化现象。??????（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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