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篇很有学术含量的批评文章，值得一读。学术批评是学术进步的必要条件，营造健康的学术批评氛围需要学理支撑，基于科学精神的批评本身就是学术表达的一种方式。我们欢迎不同学科的学者撰写批评文章，也欢迎被批评者反批评。争鸣有益解惑，反思有益前进，学者之间善意的讨论可以为推进中国学术繁荣创造条件。
　　侯建新先生的《“封建主义”概念辨析》一文（《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指出来。
该文所述诸多观点，都是学界同仁发表过的。例如：中国“封建”本义仅指“封建亲戚”、“封邦建国”；秦以后逐渐演变为与“郡县制”相对的“分封制”和“封而不建”的“转义的封建”；直至1916年李大钊发表《省制与宪法》，仍以“封建与郡县”对称；李雅阁译《左传》、《诗经》等书也都只按“封建亲戚”等义译称“封建”本义；严复译甄克斯《社会通诠》，受其影响将feudalism由原来所译斯密《原富》中的“拂特之制”改译为“封建”，引发此后混乱；此后从苏联引进“五种生产方式说”，使“封建”成了“一个抽象的、普遍的概念”；从此，中国由秦至清被定为“封建社会”；然而实际上中国只存在过“皇权专制主义”社会，没有存在过类似于西欧那种带有“契约关系”的封建社会；马克思也从来不认为中国存在过西欧那样的封建社会；等等，在侯文发表之前，已有众多学者说过。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下述论著：日知《“封建主义”问题：论feudalism 百年来的误译》，《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周东启《中国有封建社会吗》，《求是学刊》1993年第5期；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的春秋时代》，三联书店1996年版；李慎之《发现另一个中国》，《开放时代》1998年第6期；方兢《走出史学研究的樊篱：论中国历史上没有封建社会》，《文化中国》1998年6月号；李慎之《“封建”二字不可滥用》，《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叶文宪《封建和“封建社会”新论》，《浙江学刊》2000年第4期；叶文宪《走出封建的误区：重看中国古代社会》，《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8期；赵利栋《近代中国的封建与封建主义》，《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黄敏兰《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和“封建社会”的反思》，《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叶剑锋《封建的语义学考辨》，《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冯天瑜《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辨》，《学术月刊》2005年第3期；等等。
　　在此，仅把侯文的一段话与上述冯天瑜先生的文章作一比较，看其是怎样“巧合”的。
　　冯文：“马克思又指出印度存在君主集权制，阻碍了印度社会演化为西欧式的封建制。他还批评英国学者约翰·菲尔对孟加拉和锡兰社会的性质的错误判断。他在《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中说：‘菲尔这个蠢驴把村社的结构叫做封建的结构’。”（冯注：《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第385页）
　　侯文：“马克思指出，印度存在君主集权制，阻碍了印度社会演化为西欧式的封建制，所以印度不存在Feudalism。（侯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4页）对英国学者约翰·菲尔的批评就更严厉了，‘菲尔这头蠢驴把村社结构叫做封建结构’！马克思显然不同意菲尔将孟加拉和锡兰社会与西欧社会混为一谈。”（侯注：《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5页）
　　然而，侯文所注明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84页，根本找不到马克思指出“印度存在君主集权制”的意思。实际上，马克思根本没有做过那样的论说。冯天瑜先生为什么说马克思有那样的观点，为什么不把文献依据亮出来，我们不清楚。但是，侯先生所加乃是伪注，则是确凿无疑的。
　　再看侯文的“原创”部分。
　　文章写道：“生长于19世纪上半叶的马克思恩格斯显然受到古典进化论的影响。”“古典进化论或称‘单线进化论’、‘直线进化论’等，兴起于19世纪中后期。德国人类学家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的《历史上的人》，最早提出进化论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随后，泰勒、摩尔根、弗雷泽等人的著作相继问世，并形成了进化学派。虽然他们所论述的范围和内容各不相同，但都认为文化是由低而高、由简而繁的进化过程，并认为世界上各民族都沿着同一条路线直线发展，每一个民族都经历过相同的阶段。”侯文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均因“受古典进化论影响”而具有“单线进化论”的“倾向”。
　　然而，事实却是，巴斯蒂安《历史上的人》发表于1860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于1845—1846年，比前者早15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于1859年，也比《历史上的人》早。先行者怎么反而来源于后来者呢？
　　侯文又称，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共同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谈到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时，依次提到了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几种社会形式”。侯先生注明，他转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1卷第83页。然而，人们在那里根本找不到同他转述的那段话有任何关联的蛛丝马迹。人们只能在该书第26—29页找到几段好像是涉及侯文所谓的“几种社会形式”问题的文字。然而，即使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讲侯文所说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形式”。而且，他们说的也不是侯文所谓“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社会形式”，而是“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形式。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这也被侯先生认定为马克思因“受到古典进化论的影响”而表现出“单线进化论”倾向的证据之一。事实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抽出一部分来单独出版而写的序言，因此不能离开《草稿》孤立地解读序言。例如，马克思在草稿中明确说：西欧出现的那种奴隶制和农奴制“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侯先生也承认，《草稿》表述的“亚细亚的……”不是单线进化论。既然如此，为什么硬说同一时期写作的《序言》却是“单线进化论”呢？
　　侯先生特别给“单线进化论”和“多线进化论”注出英文称号：lineal evolutionism和multilineal evolution。然而，我们在最权威的英文词典或《大英百科全书》里，也找不到那样的词汇。
　　最令人吃惊的是，侯先生竟然能把愤慨斥责“资本主义崇拜者”的马克思变成了倾心崇拜资本主义的贝尔尼埃。他说：“马克思指出‘东方（指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指中国——引者注）的一把真正的钥匙。’他庆幸自己所在的西方与东方不同，‘欧洲的君主国不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对此我们应该多么高兴和感到多么幸运！……亚洲的国王们被盲目的情欲所驱使，亟欲获得比神法和自然法所保障的权力更大的绝对权力。他们攫取一切，最终却丧失一切……如果在我们这里也存在同样的政体，那么哪里还有王公、主教、贵族、富裕的市民、兴旺的商人和机灵的手工业者？到哪里找巴黎、里昂、图卢兹、鲁昂、伦敦等等这样的城市？哪里还看得见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和小村庄……无论臣民还是君主从哪里获得丰富的收入？’显然，他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传统社会与西欧传统社会看作有相当大差异的两类社会形式。”
　　马克思怎么会说出那么倾心颂扬“原始积累”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话？人们不得不去查一查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侯先生引的那段所谓马克思的话，是从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著《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一书转抄的。安德森在该书中引用了马克思肯定贝尔尼埃关于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观点以后，用一个长注把马克思略去的贝尔尼埃颂扬“原始积累”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那段话全引出来，但是非常明确地指明那是贝尔尼埃的话，不是马克思的话（第504、570页）。侯先生居然能够把如此倾心颂扬西方资本主义的话语加到马克思的头上，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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