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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左翼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的争论
作者:haowj   日期2009-07-28 10:30:00   《中国社会科学报

  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式微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它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完整和含义清晰的理论。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被指为经济还原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被指为一种套上了“枷锁”的无效的国家自主论,因而最终被西方左翼所抛弃。

  “国家相对自主性”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一个概念,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于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灵活的调节和有效的维护;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自主性仍然服膺于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服膺于社会对于国家的一种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因而只能是一种相对的自主。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虽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盛一时,但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就不断受到来自理论内部争论和外部批评的困扰,90年代这一理论逐渐式微。
  来自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外部的左翼批评者认为,相对自主性理论因为过于强调相对性,因而无法对国家自主性进行更为深入和有效的分析。虽然它的初衷是要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相结合,但是由于这种结合过于“生硬”,并没有突破对马克思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因果关系的“简化”分析,因此只是一种更为隐蔽的还原论。例如斯考切波认为,普朗查斯、密立本德提出的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所要集中阐明的只是“现存的生产方式所施加于国家结构和行动范围之上的广泛的结构性限制”,只是用一种“阶级斗争的还原论”代替了“支配阶级的还原论”;杰索普认为,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只是一种更为隐蔽和曲折的经济还原论,在他看来,相对的自主是不可能的,政治或者是自主的,或者是不自主的,而不能是相对自主的;Altony Culter等作者也认为:“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和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不相容的,要么是各种伪装了的经济决定论和还原论,要么就是否认经济的决定作用。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道路”,相对自主性的说法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或者是毫无意义的概念。因为只要承认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不管是诉诸多元决定论还是资本逻辑,都必然会把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区分抹煞掉,从而不能确立国家的自主性。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只是在对简单工具论否定的意义上才存在,它本身并不能提供有价值的正面立论。
  另外,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内部也一直争论不断。首先是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分别以普朗查斯和密立本德为代表进行了长达10年的辩论。密立本德认为,普朗查斯的唯理论主义容易导致一种“极端决定论”,因为从唯理论主义出发就不能了解代理人和资产者之间的真实关系,普朗查斯的本意虽是反对经济决定论,但是他的分析却导致了另一种“结构决定论”,普朗查斯的理论因而也失去了对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的现实考察。而普朗查斯则认为,密立本德从“主体”出发得出了社会阶级关系,就是“把社会阶级和集团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国家还原为组成国家机构的不同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最后把社会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还原为构成社会集团和国家机构的个体之间的私人关系”。除了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理论内部还有资本方法和阶级方法之争。国家自主性是被资本积累的要求所规定还是被阶级斗争所形塑,究竟是内在结构的性质还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对这些问题的争论集中反映在德国的资本逻辑学派和奥菲之间。以赫施为代表的资本逻辑学派,认为国家相对自主性主要来源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其本质是国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一种调节作用,这种调节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内的调整,相对自主性无法改变而只能干预资本运动的规则。而在奥菲看来,国家相对自主性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制模式,也就是精英自身利益和资本积累之间的特殊关系。奥菲认为,资本逻辑学派由于把国家自主性仅仅归结为资本的需要,从而陷入了经济决定论,也就剥夺了国家自主的可能性,因此是一种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相似的严格工具论;而赫施则认为奥菲把国家自主性归结为官僚制的模式,把自主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隔离开来,赋予官僚政治以独立行动的自主性,从而使国家在本质上成为了社会发展过程一个“管制者”主体。
  在批评的基础上,一些替代性理论也被提出,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杰索普的“策略关系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国家的形式和作用是由阶级、资本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战略选择共同决定的,国家是政治策略、积累策略、领导权方案的选择和竞争平台,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制度统一体,而不必把一个领域还原为另一个领域,国家最后体现的是政治策略、积累策略和领导权方案竞争后整合的结果。杰索普认为这种理论比国家相对自主性更能科学地描述政治和经济之间、国家干预和干预限制之间的关系,而“相对自主性的概念作为一种解释的原则就可以放入理论的垃圾箱了”。
  从上述争论可以看出,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式微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它没有能够超越不同研究路径之间的分歧,因而也就没能形成一个比较完整和含义清晰的理论。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被指为经济还原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被指为一种套上了“枷锁”的无效的国家自主论,因而最终被西方左翼所抛弃。也就是说,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对“相对性”的强调和对阶级国家观的坚持成为了它的“原罪”。这与西方左翼学者在80年代以后对资本主义国家自主性的扩大倾向相联系,他们普遍认为国家相对自主理论的分析框架对于扩大了的调节似乎显得过于“狭窄”了。实际上,强调自主性的限度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是十分重要的,国家扩大了的调节总是和危机相联系,而危机本身就是这种限制存在的表现。是否否认国家自主的有限性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当代资本主义是只是表现为暂时稳定和最终崩溃之间的平衡,还是因其具有完全的自主和自适应性已经成为了历史的终结?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否总是能够通过自主的调节从而避免最终的危机和崩溃?如果完全抛开了对自主性限度的强调,就会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另一方面,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作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的特点就是同时强调自主性和自主性的相对性。如果完全抛开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分析维度,国家相对自主论就会变成国家绝对自主论,从而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如同普朗查斯生前在面对一些左翼学者对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批评时所说的那样,“一个人要首先确定自己是否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来讨论问题。如果是,就只能谈论‘相对的自主性’,这是唯一的结果。……如果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就可以谈论政治的(完全)自主性和其他类型的关于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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