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宁：科学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李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

　　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深远而重大，甚至关系到人类的生存。这些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在中世纪欧洲，由于饥荒而令人致死是经常发生的，但在19世纪农业科技革命之后，一直到上个世纪初，不断有类似化学、物理、机械等方面的科技应用到农业中去，之后随着生命科学的认识越来越清楚，遗传学的理论也逐渐应用到农业生产上。这些科技革命使得粮食的产量获得大规模的提高，与过去相比，欧洲的粮食产量增加了20多倍，发生饥荒的几率也降下来了。我们知道，适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是有限的，而科技的应用则突破了这种限制。某一种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可以使土地的产量大大增加，从而能够以很少的土地养活大量的人口。另外，由于科技的进步，过去常常发生的战争、灾害、疾病等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从这个角度来看，科技的进步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现在的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高度文明的阶段，但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诸如人口的膨胀、城市的发展，以及环境问题、温室效应等，又给人们带来了挑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依然需要依赖科技的进一步发展。首先要靠政策鼓励节能减排，鼓励新科技的使用，将加剧这些问题的技术逐渐淘汰掉，这对解决以上问题是有帮助的。
　　每一代新技术的转换都会带来机遇。对于我们来说，技术更新意味着一次新的发展机会，意味着一个跨越式的发展。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还是要看到科学的贡献，因为正是科技的进步才为方方面面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会。然而，这里又不仅仅是科技的问题，它还关系到国际关系以及国家的成本核算和经济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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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屏：要重视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挑战

■曾国屏，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教授

　　科学技术推动的现代化，大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拓展了人们的生存和活动空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但正是在这个借助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人类对自身力量以及对科学技术的滥用、科学技术利用的可能后果难以完全把握，我们才遭遇到生态危机、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化、大规模杀伤武器，等等，以至于威胁到人类的前途。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们反思那种只看见科学技术带来的新希望，而忽略其中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的一厢情愿。当代科技的前沿进展，如新能源新材料科技、空天科技、海洋科技、纳米科技、认知和智能科技等等，在带给人们新希望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当代科学技术的进展还带来了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新问题。“科学无禁区”这个长期以来的基本信念，在今天还成立吗？如果还成立，又应该是在何种意义上才成立呢？反过来说，如果科学研究有禁区，又是什么样的禁区呢？例如，道德关怀的对象是否应扩展到非人的对象世界？再如，与生命科技的发展相联系的器官移植、代理母亲、干细胞研究和治疗应该怎样规范？克隆人，这在科学技术上终究是可能的，但是在社会伦理和道德上能否接受，法律上是否允许，则又是另一回事了。还有像这样的技术虽然对于人类的生存是个机遇，但是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假如人们的寿命都大大地延长了，那么社会的工作制度、保险制度、福利制度等，都会受到相应的冲击，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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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爱德华兹：核枝术的发展令人担忧

■路易斯·爱德华兹，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坦率地说，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就像握有一柄闪光的双刃剑，利用得当，惠及人类；恣意放纵，遗祸无穷。
　　试以核技术为例。核技术既可以给人类带来福音，也可能给人类带来困扰，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如核能的和平利用，类似建设核电站等，对于缓解自然资源危机、开发利用洁净能源，都具有重大意义。但核废料的不慎泄露，却无法避免造成数以万计的伤亡事故。而尤为严重的，当属核能被用于非和平途径。如美国在1945年两次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对于尽快结束战争也许有些意义，但它导致两城被夷为平地和几十万人丧生的惨状，带来了人伦和道德上的危机。为此，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在深感震惊的同时，也感到了更深的内疚。他们呼吁：科学技术的成果应该为人类创造美好的未来，而不是用来毁灭人类自身。
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那就是我为核技术的未来发展感到担忧。之前，仅有少数大国拥有核技术和核武器。但近年来，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相继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朝鲜也宣称拥有核武器。而更让世人难以准确预测和统计的，是一些能够有实力制造核武的潜在国家，还在不断地增加着。它们看上去好像不怕挑战人类生存的底线，并以此为荣。我想，国际社会是该联合出手使其刹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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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兆明：现代技术活动究竟有没有底线

■高兆明，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现代高新技术及其应用问题上，不能没有伦理道德的思考与声音。这个思考与声音，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价值层面的；不是自然、物质世界的，而是自由、精神世界的。它是对于人的生活世界、存在方式的反思。伦理道德关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在具体技术层面没有发言权。伦理道德不能在技术层面上具体判断哪一种技术是否可用，但是伦理道德却能够澄明技术应用的价值目的、价值立场与实践态度。作为价值判断，伦理道德不能为技术发明及其应用设定具体技术禁区，但是伦理道德却可以为技术发明及其应用设定价值禁区或合理性范围，这就是只能向善、不能为恶，只能用来造福人类，不能用来危害乃至反人类。这是最基本的价值规定。
　　人类实践能力的发挥究竟有没有底线？现代技术活动究竟有没有底线？如果没有，是否意味着人类在技术应用问题上可以为所欲为，以工具理性遮蔽价值理性？如果有，这个底线又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必定指向人的自由存在，指向人自身。这个底线就是人类的自由与幸福。现代技术及其应用只能是人类实现自由过程中的一个工具，而不是人类自由本身。
?　　要从根本上规避与克服现代高新技术应用过程中具有的前所未有的风险性，不能光靠现代技术本身。它必须奠基于人类自身的道德责任精神与社会正义精神的磐石之上。在现代高新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中，我们要有高度的道德责任精神。一方面，努力用现代高新技术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努力减少现代高新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消极方面，冷静地评估高新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风险性，并将这种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既积极，又谨慎，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现代高新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从不成熟到较成熟，遇到与既有价值观念不相符合等问题。这时候，我们是简单地中断高新技术的研究，还是持一种较为理性、冷静的态度对待？这时我们需要的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否定，而是基于广泛对话的合理规范。
　　伦理学应当以一种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心态去面对现代高新技术。深入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深入人的心灵精神世界，探究现代高新技术及其应用对人的现代存在方式与精神世界的影响，在意义世界认识现代高新技术，这可能是伦理学的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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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铭贤：科学是“悲喜交集的福音”

■沈铭贤，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终归是不可阻挡的，要这样发展不可避免会提出很多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人类社会的人文其实就是这样向前发展的。我们要去面对。怎么面对呢？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良性互动，过去我们说科学是“悲喜交集的福音”，现在伦理学的发展比较滞后，力量也不那么强，应该大力扶持、支持。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们要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伦理环境，不是说阻挡科学发展，而是使它健康有序地发展，科学应该为人类带来好处，否则要发展它干什么呢，这是一个过程。搞伦理学的不应该排斥搞科学的，搞科学的也不要还是就科学来讲科学，要把科学与社会联系起来、与人文联系起来，科学家要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不要以为凡是科学技术能做到的都应该去做，要处理好这种关系。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界应该更加重视这些问题，要有更多的新人去关注。这是哲学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社会科学一个很重要的生长点，但是过去我们做得不好，不太重视，希望有更多新的力量来进行这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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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元：科学家的尝试需要伦理界限

■陈大元，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受精生物学学科带头人

　　在生命科学领域，胚胎干细胞、克隆、转基因这些技术在将来都会有大发展。把这些技术都很好地规范利用起来，针对一些大的问题作专门的研究，那么人类社会将会大大受益。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而且也将惠及后世。
　　治疗性克隆是克隆技术派生出来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技术，它的出现和发展将使医学发生革命性变化。它将以细胞治疗代替药物治疗，也很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出器官移植、组织移植等等。因此，我是赞成治疗性克隆的。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并不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关系，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推进科学技术向前发展，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在我们国家，两方面的学者能够彼此理解、相互沟通，这一点做得很好。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我们明白，伦理工作者并不是要阻碍科学发展，而是在思考如何让科学发展得更好，对人类更有贡献。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不能说科学无禁区。技术是双刃剑，如何利用好技术为人类造福，是应该思考的问题。科学家总是想要不断地进行新的尝试，这就需要一些法律和道德上的限制和规范，以免科学技术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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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继梁：自然科学工作者应有伦理思考

■傅继梁，同济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部主任、遗传学教授

　　以前，大多数自然科学工作者很少考虑与自己工作相关的伦理问题。然而，科学与技术发展到今天，迫使我们严肃地去思考科技对社会发展、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如果说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而全方位地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方式、速度和内涵，那么生物技术则有可能改变我们身体的结构与功能，进而对道德伦理产生冲击。
　　1999年，我曾与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人类群体遗传学家尼尔（J. Neel）有过一次关于遗传病的基因治疗问题的对话。尼尔教授认为不应该进行遗传病的基因治疗，因为基因治疗是在体细胞水平补偿致病基因所丧失的功能，却没有改变生殖系统的基因结构。这样的话，当患者或致病基因的携带者生长到生育年龄，致病基因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传至下一代，这对整个人类的未来是不利的。尼尔教授作为人类群体遗传学家则是对基因治疗对人类未来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表达了一种基于专业敏感的伦理忧思。
　　的确，这些伦理问题或忧思确实是由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应用所引发的，但也应该有可能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中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与方法。解决问题的前提之一是从事医学临床工作和生命科学研究的工作者要去关注科技发展和应用中的伦理问题，要怀有社会责任感。从伦理学视角来讨论科技进步对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意义是十分有必要的，也是知识阶层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该怀有一种伦理责任，即处在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应尽力维护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系统的完整性，以及自然系统各层次之间的相互适应性和系统的自稳定性。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政策制定者要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今天的决策可能给现在和将来带来的深远影响。当然，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而漠视人类今天面临的贫困、饥饿、疾病、环境污染等迫切问题，但是也绝不能只顾当前的功利而不顾将来的风险。
　　人类对自然的干预总是存在的，人对自然的认识就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为了人类今天和明天的福祉，我们不能以非道德和非伦理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界，而要力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和谐与中庸。历史表明，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实践有的时候会比人类的理论思辨走得更快、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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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凯麟：不能让科技成为一匹野马

■唐凯麟，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教授

　　目前人类面临着五大全球性的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人口危机，粮食危机和环境危机，这些问题也都可以通过科学技　术的发展得到解决，不可否认，科技的发展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创造了无限光明的前景。
　　现代社会用后现代主义的话说，就是把人碎片化了。本来，一个完整的人既有物质的需求又有精神的需求，既要讲手段又要讲目的，现在完全分裂了。因此，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人们对任何一个科学技术活动及其成果的运用必须作价值判断。人们必须走出唯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迷雾，恢复科学服务于人类的本来意义，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这是一个关系社会发展和人类前途命运的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曾经说过，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本身就具有两重性，我赞同这种观点。他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善和恶都造成了无限的可能性，绝不能只是从市场的观点，从新的技术发明能够节约多少钱来看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建立一个不以买卖关系为人的价值基础的社会。这就要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站在全人类的立场来看问题，克服恶的可能性，使善的可能性不断地成为现实性，这是科学家应尽的社会责任，有幸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人应该随时随地追问自己，是为人类服务还是为科学而科学？
　　要知道科学和技术绝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科学技术固然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是一种知识的积累和拓展，但它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系中、在一定的价值体系下运转的，是人们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支配下使用的。这是很多严肃科学家们的共识。试图使科技摆脱价值观念的支配，标榜为科学而科学，这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想。
　　作为一个伦理学工作者，我想，如果脱离人文精神，脱离价值定位，脱离道德约束，科学就可能变成一匹野马，这是违背真正的科学精神的，也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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