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往期回顾
让文学回到现实
作者:haowj   日期2009-07-28 13:38:00   《中国社会科学报

  罗素《西方哲学史》英国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在大多数哲学史中,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仿佛出现于真空中一样;除了顶多和早先的哲学家思想有些联系外,他们的见解总是被描述得好像和其他方面没有关系似的。”我的理解,罗素强调哲学史研究除了关注思想家的精神层面外,还应关注与此相关联的历史场景和物质环境,“插入一些纯粹社会史性质的篇章”。
  文学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但是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却严重脱离生活,仅仅关注作品的精神内涵,而忽略对作家生活创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物质生存环境的关照。这确实让人感到遗憾。近些年来,这种状况开始得到较大的改变。2005年召开的“经济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学”研讨会、2006年召开的“文学遗产与古代经济生活”学术研讨会都提倡研究者要将目光投向与文学生产关系密切的社会经济生活。最近,由上海财经大学文学院推出的“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研究丛书”,也体现了这样一种学术努力。
  全套丛书分为三辑,凡十五种,涉及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来说,从先秦到明清乃至当代;横向来说,从城市到乡间,涉及广泛的社会生活,不仅包括古代作家个人的衣、食、住、行,还有作家群体的生活状况。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五种书来看,这套丛书基本特色已经初步彰显出来。譬如马海英的《富贵故都的末世吟唱》一书,就描述了南朝及五代时期金陵故都的生活场景。李桂奎的《元明小说叙事形态与物欲世态》就从元、明时代的钱财观念说起,探讨了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班固《汉书·食货志》的价值,谈到了江南经济的发展与话本小说的关系,谈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中的种种世态炎凉,不仅仅满足于用明清小说来印证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说法,而是特别注意传统经济生活、经济观念,尤其是物欲世态与小说文本内部结构的同构关系。在这套书中,还有一本我特别期待,即裴毅然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经济关系》,它的副标题是“以稿费为中心”。近来读李洁非的《典型文坛》,其中谈到郭小川在20世纪50年代的稿费,其丰厚的程度真让今天的大多数文人难以置信。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怎能不叫他引吭高歌?同样是作家,萧也牧刚踏上文坛不久就横遭打击,他的创作才能又怎能发挥出来?文学史中讲了那么多文学家、那么多文学作品,但是给我们留下什么印象呢?清晰的印象,就是这些作家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缺乏对具体的物质文化氛围的阐释。而“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研究丛书”对于这种僵化的研究模式颇有突破,初步涉及问题的本质。
  朱丽霞的《明清之交文人游幕与文学生态》分析了明清之际的文人在谋道与谋食的两难选择中的复杂心态。易代之际文人学者通常面临三种选择,即殉国难、做遗民和仕新朝。在这三种选择之外,还有一种兼顾谋道与谋食的选择,那就是做幕僚,与政治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既顾全了道义的名分,又保证了物质的生活。从这样一个角度看问题,文人学者的游幕意义就凸显出来了。我近来阅读福格《听雨丛谈》感触颇深。该书特别详尽地记录了参加康熙十八年(己未)和乾隆元年(丙辰)这两场博学弘词科考试的人员名单,称“康熙年间人文最盛,如朱彝尊、潘耒、冯勖、严绳孙、李因笃、法若真、田雯、高层云、戴王纶诸人,皆为海内知名之士”。开设博学弘词科的意义对于调和统治者与文人之间的历史积怨和民族情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朱迎平的《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尽管论及的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话题,即雕版印刷的发展,但是作者仅仅扣住“刻书产业对文学的影响”这样一个主题,就彰显出本书的独到价值。尤其是附录三篇,《宋版集部书目》、《中华再造善本集部宋版书目》和《日藏汉籍集部宋版书目》,虽然辑自他著,但是归并在一起,又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阅读便利。
  更重要的是,这套书在选题及研究方法上也给我们深刻的启迪。许建平《文学研究的新经济视角与分析方法》一书就具有方法论意义。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梳理了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四条线索:第一是从西方的理论视角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第二是研究文学与文学之外的关系组成;第三是由权威与非权威的学术意识组成;第四是由研究的空间变化所组成。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新经济视角的文学观,并界定了这种观念与社会经济视角的六种不同,即对人的本质理解不同、文学观念不同、美学观念不同、理论基础不同、研究视角与方法不同、经济与文学的中介不同。
  如果说还有什么建议的话,就是这十五种书中,还缺少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古代文人与官场的关系。官场生活虽然属于政治史研究的问题,但是官位的大小、俸禄的多少,却又与作家的心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个作家的地位对他的创作当然有直接的影响。因为你的官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决定俸禄的多少,决定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在汉代,官员出行坐什么车、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前后的随从怎么样,死后的坟墓前立什么碑、周围栽什么树,在《白虎通》中都规定得明明白白,如果稍有僭越,当然就是重罪。身份、地位与文学生产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此,如果有可能,我很希望能看到这方面的选题。如果能有深入切实的研究,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震撼与启迪。

《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本网站名。

版权所有 2002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