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毕业已经8年了，我依然还没完成博士论文的后续研究。究其原因，主要是自己的生活方式散漫、慵懒，嗜好还很多，加上各种事务和课题也占用了大量的精力。不过，我之所以在已经获得博士学位，且为评职称仓促出版博士论文多年后，还能坚持推进博士论文的后续研究工作，主要是因为导师的鞭策。他常常对我耳提面命：一个人一生只能写一本博士论文，哪怕今后不再从事学术工作，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这段学术生涯。
　　10年前，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就提倡博士论文要作实证研究，由于问卷调查定量分析需要相当的研究经费，除非搭上大型调查课题的便车，我们一般都选择定性研究，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当时我的学姐黄菡去陕北的农村研究农民对城市的认知，学兄朱强到苏南访谈离乡不离土的外乡务农户，我选择了珠江三角洲的打工妹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2000年春到2001年夏，我断断续续在东莞、中山的工厂和广州的餐馆以打工妹的身份进行了三个月时间的完全参与调查。时隔7年，一篇关于“女博士卧底成都酒楼写论文”的新闻报道，引起了极大的社会轰动效应，并获得2007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其实，田野调查作为社会学、人类学的惯常研究方法，早就成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研究的传统路径。
　　之所以选择打工妹作研究对象，是因为我觉得在波澜壮阔的民工潮中，由于社会性别、农民工的混合身份，城市与乡村间的结构张力，打工妹应该是很有故事的群体。从什么角度讲这个故事，这就需要一个研究框架。在草草作了简单的文献综述和搭建了一个以工人阶级理论与社会性别理论为主线的解释框架后，我满怀信心地去了东莞的一个港资电子厂做一名车间文员，开始了最初的田野调查。我原本试图去观察和收集农村来的年轻女工是如何与资本、男权进行抗争和博弈的，但两周以后，我无功而返。当时正值工厂定单最多的时期，天天加班到深夜，疲惫不堪的我根本没有时间进行访谈。当然，让我终止调查的根本原因是我观察和收集的现场资料与当初所作的理论假设完全相反。女工尤其是那些刚从农村到城市的花季女孩，她们工作与生活看起来都非常愉快，而不是我——一个在城市长大，一帆风顺地考上大学，在图书馆查资料写论文的女博士生，自己通过自以为是的常识，想象并建构出来的打工妹在资本主义、户籍制度、男权文化的三重压迫下的悲惨生存状态。其实，打工妹在农村受到包括男权在内的传统文化更严厉的支配，遭遇比工厂更辛苦的劳作和面对更匮乏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子非鱼安知鱼非乐也”的哲学命题，引发的是我对研究对象的主体性问题的思考，以及作为研究者如何超越自己特定的社会认知框架的局限。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进入田野的时候不带任何假设，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一个旅游者在到达一个地方前也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不过在经验研究中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应该能够逐渐得到修正。我当时还有一个预设，认为像西方许多研究工人阶级的观点一样，资方、工人和地方政府三方之间可以博弈。可是后来我发现，工人根本没有博弈的资本。在中国，经济指标一直被当做地方政府的重要业绩，所以在发生劳资冲突的时候，地方政府与资方是利益共同体。我的这一理论框架再次被打破了。在和打工妹共同生活的两周里，我发现她们最大的苦恼是来自身份的困惑和对城市文化的融入问题，而不是我预设的资本与男权的压迫。城市对她们的排斥已经不局限于户籍，而是一种文化的冲突。我觉得这个视角很好，因为2000年前的研究大多是对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的描述，对民工潮产生的原因分析、对策研究之类的，而着眼于文化融入的实证研究并不多。也许，民工潮最进步的意义在于：这是一场中国社会史无前例的社会流动，是千百年来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群体向上流动的艰难迈进。我决定将研究视角转向打工妹的城市适应与融入的角度。
　　20世纪90年代末，在我调查期间，劳资冲突、阶级对抗还没演绎到今天的“新劳动法”、“血酬”、“总理帮忙讨薪”所彰显的局面。发生在打工妹身上，很突出的现象是，她们的身体表征、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非常醒目的蜕变。“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里的土洋包括了扮相和做派，而“不认爹娘”不过是夸张地表达出她们与传统农村文化模式的激烈对抗。我重新开始阅读社会流动、移民理论和身体社会学的相关论著。针对理论解释框架，我和成伯清、周晓虹等老师在南大附近的“猫空”茶馆进行了三次讨论会，确定从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与途径研究农民的城市适应。同时，通过最初浅尝辄止的田野工作，我知道了要作好调查，能吃苦、有热情只是一种应有的态度而已，调查的质量取决于专业方法的训练。当时关于定性研究的文章和专著不多，陈向明的质性研究方法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000年底，我有幸借参加会议之际，在广州三寓宾馆向孙立平教授请教了他所开创的“关系—事件”分析方法。他告诉我：“在访谈时，尽量抓住对象生活事件中大量丰富而细微的情节。如果能敏锐地捕捉到打工妹城市适应过程中发生的关键性事件，围绕事件展开关系分析，挖掘隐藏在事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孙教授的点拨，让我顿觉醍醐灌顶。
　　在完成了工厂与餐馆的田野工作后，怎么叙述又成为困扰我的新问题。1999年《社会学研究》第5期发表了潘毅的论文《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本：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该文不是遵循学术论文演绎的通常结构，比如“问题提出、理论综述、实证研究、结论分析”，而是按照阅读者的思维逻辑展开的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散发出推理小说般抓人心魄的魅力。那么我能不能采用潘毅的论文，或类似《金翼》、《乡土中国》、《斗鸡》等人类学的自然叙述方式来开讲“打工妹进城的故事”？我现在的回答是不能。那些论文作者都有着力透纸背的深厚学术功力，才能游刃有余地将故事背后的逻辑与理论，隐藏在行文如水的小说般叙述之中。博士论文首先不是学术创新，而是完整严密的学术训练过程，要遵循固定的流程与规制。
　　博士论文的研究是从学生成长为学者的成人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马虎不得的学术训练阶段。目前，高校和研究所都将发表论文与专著数量视为“GDP”的考核制度，这是博士研究生不得不面对的学术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生存压力下，大家公开宣称博士论文就是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出版博士论文目的就是评职称而已。现在我已有学位、教职和高级职称，但常常为自己并不具备相当的专业水准而苦恼，究其原因，就是没有认真做好自己的博士论文。现在重拾博士论文的研究以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准，却犹如煮夹生饭般的艰难。这是我的学者生涯中走过的一段弯路。经历就是财富，失败的经验是更值得反思，愿和大家分享。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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