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海洋学科历史悠久，是我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发祥地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厦门大学历史系杨国桢教授凭借其历史学家的敏感和浓厚的学术积淀，注意到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国海洋发展事业之间的关联。他明确指出，“国民海洋意识的普遍薄弱，植基于历史上重陆轻海的社会价值导向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发达”，国家海洋利益也因而受到相当的影响。因此，他首次提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希望知识界由此为“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保卫海洋权益，作出应有的贡献”。
　　“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概念不是和人文社会科学对立、对等的概念，而是和自然科学之下的“海洋科学”相对应的概念。在自然科学领域，物理、化学、生物等传统学科先各自开展与海洋相关研究，进而形成海洋化学、海洋物理学、海洋生物学等分支学科，经过学科间整合，形成独立的“海洋科学”。以此为参照，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以海洋为研究对象的多元研究，进行横向整合，朝着相互连接、相互贯通的方向发展，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体系。这个人文社会科学之下的子系统，其分支学科根植于藉以分支的原学科土壤，没有改变原来学科的属性，但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横向联系。
　　在我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尽管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均从自己不同的研究传统出发，开始涉及海洋问题（杨国桢称之为“涉海”研究），但未能有效地统合起来，形成海洋史学、海洋经济学、海洋管理学、海洋法学、海洋政治学、海洋文学、海洋社会学、海洋考古学等以海洋为主导的多元综合学科体系，更毋论涵盖文理的全面、综合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对唯科学主义、技术至上论的反思，促进海洋人文理念对海洋实践的匡正和指导。
　　“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是具有长远意义的原创性观点，虽然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很大的不足，基本还处在“涉海”阶段，但仍然可以看到一些阶段性的进展。
　　首先，树立了以海洋为本位，从海中看世界的指导理念，把海洋发展视为一种文明形态的演变过程，摆脱单纯的区域或产业视野，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对海洋历史现象进行全面的归纳，建立一种有别于陆地空间研究的新范式。目前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距离自己设定的目标还很遥远”，进一步的发展有待于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其次，设立了若干海洋人文学科，建立了一批研究机构。杨国桢反复强调：“只有依靠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依托，以往处于边缘的人文海洋研究成果才能转化为系统的知识，进入课本，走上课堂，全民族的海洋意识才能确实得到提高。”他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提出的“关于尽快整合海洋管理资源统一海洋执法机制的提案”，被评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在他的倡导下，厦门大学于2004年在历史学一级学科内自主设置“海洋史学”二级学科，从次年起开始招收研究生。此外，厦门大学法学院还设有海洋政策与法律中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涉海”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具体的成果，出版了若干专门性的著作，并举办了若干讨论会。杨国桢结合厦门大学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的学术资源优势，组织师生从海洋社会经济史入手，向海洋文化史等方向延伸，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与《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两套专题海洋史研究丛书。其中杨国桢的《闽在海中》和《东溟水土》、杨强的《北洋之利》、张彩霞的《海上山东》侧重海洋区域史研究；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陈东有的《走向海洋的贸易带》、蓝达居的《喧闹的海市》、吕淑梅的《陆岛网络》、张晓宁的《天子南库》侧重海洋经济史研究；连心豪的《水客走水》、曾少聪的《东洋航路移民》、林德荣的《西洋航路移民》、曾玲的《越洋再建家园》、刘正刚的《东渡西进》侧重海洋社会史研究；黄顺力的《海洋迷思》、王荣国的《海洋神灵》侧重海洋思想文化史研究；吴春明的《环中国海沉船》侧重海洋考古研究；崔来廷的《海国孤生》、李金明的《南海波涛》侧重海洋政治和人物研究；于运全的《海洋天灾》侧重海洋灾害史研究。2008年，杨国桢又结合多年研究经验，出版了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理论指导之作《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同年，厦门大学成功举办了海洋文化专题研讨会。
　　海洋人文社会科学这一蓝图的实现，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断努力。《礼记·学记》云：“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在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初创之际，吾侪且以此自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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