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美中两国突然断交，这使美国的中国研究受到很大挫折：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旅居中国的在中国研究方面有丰富经验和扎实知识背景的国外学者被迫离开中国大陆；另一方面，在麦卡锡时代，美国很多“中国通”遭受迫害，进一步严重影响甚至是阻碍了中国研究在美国的健康发展。当时，就连为人诚实、知识渊博的公职人员谢伟思（John Service）也被扣上了“对共产主义软弱”的帽子。
?　　20世纪60年代，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此时美国政府才惊呼对远东地区具体情况知之甚少，开始重视地区研究，有意识地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计划。“国防部奖学金”（National Defense Scholarship）项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启动的，该项目对学习中文等语言给予资助。我于1969年在耶鲁大学开始读研究生和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曾两次获得该项目的奖学金。我们的中国研究常常因为美国政治的变化而变得扑朔迷离，而我们那一代的年轻学者的研究虽然获得了政府的资助，但是大家一直以反对美国政府在越南的政策为己任，并为之奋斗，甚至对之前的中国专家如费正清也开始持质疑的态度。当时，我们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虽然我们对中国一无所知，也没有长期旅居中国或在中国学习的经历，但是我们有权用怀疑的眼光和批判性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老师。似乎他们对越南战争也负有责任。
　　?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我们幼稚地成为左倾青年，并幻想着“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纪元，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命运却一无所知。就这样，1973年我去了台湾，开始了关于五四运动的博士研究。我沿着周策纵（Chow Tse-tsung）的研究路径，并决心用“文化大革命”这个概念来解释20世纪前10年的历史。
　　?初到台北时，由于我的中文水平有限，受到很大限制，同时当时我的脑子塞满了理论——尤其信奉葛兰西和萨特的理论，他们强调知识分子的关键作用是在与资产阶级决裂方面。在台湾期间，我们研究了具有争议性的五四知识分子，如在“禁书屋”（dirty books room，禁书屋是当时一个特定的称谓，指国民党专门为国外学者设置的，以便于他们调查对国民党而言具有很强政治敏感性的材料）研究鲁迅。
?　　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真正”的中国研究始于1979年2月中美两国重建外交关系。当时，我很幸运地成为第一批中美交流学者中的一员。我仍清楚地记得，1979年春，费正清来中国时，邀请我们这群在北京大学学习的美国学者到他下榻的酒店，好让他从我们这里“学习”中国，当时我们感到特别骄傲，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有些可笑。费正清在1949年以前一直旅居中国并在中国任教，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与中国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被割断了。费正清对清代典籍的熟练掌握是我们望尘莫及的，他还给我们讲述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骑马去十三陵的故事。我们这群知识浅薄的年轻人，有幸近距离地观察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的中国思想史。
?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开始了正式的口述史工作（我对张申府的采访工作是当时作为破冰尝试的采访之一）。当时正逢中国的社会史在经历了几十年“阶级斗争”理论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涌现出一大批年轻的中国专家，他们和逃过了“文化大革命”劫难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起，开始脱离左派化的时代，非常渴望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美国学者之间出现了重要的合作，并导致了地区史研究的新生以及对原先那些“禁区”的批判性评估。
?　　在五四研究领域，这反映在我们开始扩大研究范围，从原来的仅局限于对北大和北京的研究扩展到包括上海、武汉、广东和湖南地区等，同时关注的人物也从李大钊、陈独秀和鲁迅扩大到胡适、章炳麟、周作人和朱光潜。我认为，近20年来的中国研究是1949年以来最有活力的20年。在此期间，中西方学术合作上表现出一种兼容并蓄、视野开阔的精神，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共聚一堂，共享资料，并就不同的观点展开热烈的讨论。
　　?如今，来自韩国、日本和欧美的学者定期会聚于中国，因为对不乏真知灼见的学者而言，这里是研究中国最好的交流场所。近几十年间，在从单纯的理论假设转变为具有生动形象的历史方面，中国研究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且这一转变才刚刚开始。假设当前的和平局面和良好关系得以延续，我们在接下来的60年间将看到更加繁荣和富有成效的学术交流。
　　?在中国研究方面，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真正具有全球视角的坚实基础。我们期望人们不再关注研究中国的学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一时代的到来。到那时，真正能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历史真相是否被学者生动地再现，而这将把历史带进一个与现在和未来面对面的时代，我们也因此成为能够真正秉承“实事求是”的幸运儿。
(小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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