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从小心仪什么样的人物，长大之后就可能按照这个人物的模式塑造自己。这就是：法乎其上，得乎其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父亲张清濯和季羡林先生是山东临清的同乡，都是依靠山东省和临清县的奖学金上的大学。季先生上的是清华大学，学的是文科；我父亲上的是北洋大学，师从茅以升先生学土木工程，后来成为北京市政工程局的老高工，是桥梁道路专家。回头看来，当时临清县的这一奖学金制度是非常英明的。那时获奖学金的大多是穷困子弟，有了上学的机会都发愤苦学。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学业精进、生活朴素。所以很多人后来成了国家的英才，其中最为突出、最受敬重的是季先生。
　　我小的时候，父亲就不断跟我讲述季先生刻苦学习、成绩超群的故事，激励我以季先生为榜样发愤读书。他经常对我说：“你季伯父中学的时候，英文就很好了。据说能用英文写小说。”“你季伯父很年轻就在报纸上发表很美的散文了！在清华上学时，就已经是有名的学生了！后来到德国留学，学习梵文，又精通英、德等多国外语。但他学问越大，为人越谦和，对老乡尤其好。从来不摆教授架子，像我们桥梁工地上的师傅一样朴实。越是这样，声誉越高！”父亲这些话在我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做季伯父那样的人、那样的学者，成为我从小的志愿。
　　20世纪60年代，我在北京二中读书时，季先生的散文一在报纸上发表，我就如饥似渴地捧读。我的启蒙老师、著名散文家韩少华，在“星期文学讲座”上带我们精细地赏析过季先生的《夹竹桃》。
　　1964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中文系时，社会风气开始变得不好，努力学习成为一种罪过。我也因拼命读书、写作而挨批，有些同学批判我说：“你之所以成名成家、个人奋斗思想根深蒂固，就在于你接触的人和心仪的人，全是些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这种说法也“歪打正着”，我心仪的人，确实是季先生那样的文化名人，但他们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
　　1973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冒着晚回任教的农村中学会挨批评的风险，毅然和父亲、盛紫舟伯父一起前往北大拜见心仪已久的季先生。季先生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位身穿灰色中山装的清癯老人，哪里是什么“资产阶级”，完全是一位极其朴实的老农民，很像我任教的中学附近村里那位菜园里的“老把式”，质朴得有如菜园边的一块极普通的石头，却能将园里的瓜果蔬菜侍弄得琳琅满目，井井有条。后来听说北大新生把季先生当成老师傅，让他代看行李，等到迎新大会开始了，往主席台上一望，才知那位老师傅竟是副校长。有人听了不大相信，认为不过是传言。我听了却当即认定是事实。因为我第一次见他时，如果不是在他家里，也可能误认他是老师傅。
　　那天中午他一回家，听说老乡来了，惊喜非常，热情招呼我们在小厨房的圆桌旁坐下。当他听说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自小就喜欢他的散文，还听我背诵了《夹竹桃》的开头两句：“夹竹桃不是名贵的花，也不是最美丽的花。”就一下子兴奋起来。他挤到我身边的圆凳上坐下，忙问：“李长之现在怎么样了？”
　　从中听出他当时虽然也在遭受“文革”苦难，还没有完全被解放，却一心惦记着别人，尤其是山东老乡。
　　令人难忘的是，季先生的耿介和睿智。当我天真地以为聂元梓下台形势就好了时，季先生的脸色转为严肃，他抬起右手，指指上面正色道：“问题并没有解决，她的后台江青还在台上呢！”
　　他的婶母和老伴担心他又会因直言惹祸，摆手不让他讲，他的犟劲却更冲了，挺直脖子，说：“没关系的，都是老乡，自己人，不怕的。”
　　我那时才见识到了真正的季先生！
　　多少年了，季先生耿直的样子始终如在目前。2003年12月，我写了《“文革”中，季羡林先生的一次家宴》一文，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后收入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回望大家》一书里。
　　自见到季先生本人后，他在我心中的形象更为高大、具体了，激励我在农村中学的艰苦环境中，咬紧牙关，坚持读书和写作。
　　后来我收到过季先生多封来信，还见过他多次。
　　记得一次是1978年的一天中午，我去看望他。他下班后，顾不上午休，就伏在桌案前，在一厚叠稿纸上写作。我问他在写什么，他说在翻译印度的诗。这就是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长篇巨著《罗摩衍那》。
　　还有一次是一个傍晚，我和一位老同学去看季先生，他正在房前的荷花池畔散步，见我们来了，立刻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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