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读贵报2009年7月9日第12版“名人故居”栏目下冯睿的短文《傅雷上海故居》，发现该文沿用的资料有误。尤其是第四段：
　　“二楼南边就是傅雷住过的房间，过去这楼的大部分都是他家的私产，‘文革’后他们夫妇被赶到了二楼的一角。……在这里服毒自杀，痛苦地死在了窗前那张小躺椅上。他的夫人朱梅馥像往常一样守在丈夫身边，看着他抽搐着离去，然后投缳自尽……”
　　这段文字与事实相去甚远，估计是作者沿用的材料有问题。
　　我父母于1949年12月带着我由香港坐船到天津，然后转乘火车于20日抵达上海。父母是受宋奇（后用名宋淇，系戏剧家宋春舫之子）所托于1948年11月携全家赴昆明，筹备进出口公司，后未果，于1949年6月飞赴香港，经宋奇提议，回沪可居住于他家；故1949年12月20日抵沪后，于一周内即进住宋奇在上海的住所，即江苏路安定坊（284弄）5号。父母抵沪后，在父亲的姑母傅仪家住了一周。当时，宋奇的住所一层由宋奇的外公居住，二层宋奇的母亲居住。父母搬进去后，一家居住整个楼下一层，宋奇外公搬至二层，与宋奇母亲同住二层，该层有房间四个。当时，整幢房子是宋家的私产，父母按月付给宋家房租直至去世。1954年宋奇外公去世，父母又租了假三层一间，由我居住。宋奇母亲于1961年1月去世，于是房子就由宋家老管家李妈母子看管。
　　这幢房子不是一个“独院”，而是一种连体房。整幢房子分两半，左一半是5号，右一半是7号，然而各自都有一个小花园。原来的大门是大木门，不是现在的铁门，大木门两侧是由竹篱笆构成，不是现在的水泥墙。
　　这幢房子的一层，原来是一个大客厅，和后面的饭厅，中间有拉门隔开，父母把客厅作为卧室，饭厅辟为我们兄弟俩的睡房；西侧，房主另加盖了一大间，约五十平方米，父亲辟为书房；原来的大客厅前有个很大的阳台，是封闭的阳台，卧房与阳台左右两侧均有玻璃门相通，“文革”中父母就是分别在玻璃门的钢架上吊死的，是同时上吊死的。此外，我们家从未有过躺椅之类的家具，所以冯文关于我父母自杀身亡的描写，颇为“离奇”！建议读者参阅《傅雷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文革”中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于8月30日至9月2日，对他们抄家批斗了三天三夜，他们于红卫兵撤走的当晚就走上了不归路。所以，冯文说的“‘文革’后他们夫妇被赶到了二楼的一角”的说法不知从何而来！
　　我是1956年夏天考上外交学院才离开那儿到北京上学的，到1966年9月他们离世前，几乎寒暑假都在那儿度过。我想我的记忆与描述应该是不会错的。
　　希望贵报能将此文刊登，我想我父母一生光明磊落，从来不弄虚作假，讲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想在他身后，凡有关他们的种种讲述，也应体现这种实事求是的傅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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