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外教的聘任合同

谢小华　 来源：《历史档案》2009年1期

　　因具有广泛的政治背景和深厚的汉学功底，英国人庄士敦被聘为清逊帝溥仪的教习专任教授。1919年2月22日，中华民国政府内务部特派员许宝蘅、清室内务府特派员李钟凯与庄士敦订定了聘任合同。该合同共16条，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明确的约定：庄士敦教授的学科有英语、英文、数学、历史、博物和地理；教授时间为每日2小时至3小时，每月阴历逢二日停课；聘任年限以3年为期，自1919年2月22日起至1922年2月21日止；月薪为中国银币600元，又津贴100元，于阳历每月月初由清室内务府发给；提供中国式房屋一所，不取租金；如果有事辞职，须提前3个月致函通知清室内务府；如旷废教授3个月或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有其他事情为清室所不容时，清室可以随时辞退。3月4日，溥仪在父亲醇亲王载沣和中国师傅们的陪同下，在毓庆宫行拜师礼，庄士敦正式开始给溥仪授课。（刘鹏摘）

哥白尼到底是哪国人

朱崇开　崔家岭　 来源：《科学文化评论》2009年3期

　　几乎所有与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生平相关的资料都将哥白尼列为波兰人。只是在18世纪末民族主义兴起之后，来自波兰和德国的学者及出版家才开始致力于将哥白尼看成是自己所属的国籍。科学巨人到底属于哪国人呢？在哥白尼生活的年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并没有形成。尤其是普鲁士、波兰地区，邦国林立，语言混杂，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十分淡薄，“国籍”并非像现在一样重要。哥白尼是德语文化圈与波兰语文化圈交集的代表人物，他出生在王属普鲁士的土地上，流淌着日耳曼血液，操着德语，效忠波兰国王。《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对哥白尼身世的界定较为巧妙：“日耳曼家庭的孩子，波兰王国的臣民。”由此观之，哥白尼更像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欧洲学者。哥白尼国籍问题的长期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德意志文化的独特性和德意志人对身份认同的焦虑。（韩慧英摘）

“普罗儒学”亦毒亦药

徐贲　来源：《新京报》2009年7月4日

　　普罗儒学是大众文化消费时代的一个文化商品现象，不能用纯学术的眼光看待它。在大众消费文化中，《论语》已经被媒体包装成能满足当下消费者需要的商品。它的流通模式不只是出售，而且是零售。片片段段的“心得”就是按零售的需要而包装起来的。当今社会不少人认为，社会道德上的严重病症，可以用传统的道德“心得”，获得一些救护作用。但也有人认为，这就是自欺欺人，甚至是庸医害人、变相下毒。任何思想都有亦毒亦药的两面。在观察和判断思想的社会作用时，恐怕正可以借鉴医学对毒、药可以转变的基本观点。一物既可治病，又可伤人，一切全在如何小心取舍和平衡。普罗儒学的出现，再一次向我们提出如何看待大众文化的受众问题。对文化受众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是把他们看成任由大众文化机制愚弄、摆布的“文化傻瓜”。一种是把他们看成拥有“消费者主权”的“文化英雄”。单一的“傻瓜”和“英雄”模式，都不足以解释普罗儒学的现象。普通中国人即便热衷普罗儒学，对他们的日常行为也并不见得就有实质性的影响。然而，普罗儒学虽为“时尚”，但并不单纯是商业炒作操纵的结果，它包含着特定的社会主体选择。这种选择值得重视，因为它与普通人对现实生活环境和品质的直觉观察及感受有关。（韩慧英摘）

Twitter时代：人人都可发新闻

田志凌　 来源：《南方都市报》2009年7月13日

　　在“微博”时代，微小的个人事件都可能进入网络，蝴蝶扇动的翅膀也可能在大洋那边掀起飓风。一种靠公民自发记录和传播信息的模式Twitter正在全球愈演愈烈，到今年5月，Twitter的全球用户数已经达到3700多万，其用户不仅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小甜甜”布兰妮，还有千万普通市民。他们用手机或MSN记录身边发生的事情，第一时间将所见所思和最新消息上传到Twitter，“即时性”是微博作为媒体最大的特点。传统的新闻媒体在这种微型博客的即时性和“人人都是记者”的社会化新闻模式面前岌岌可危。尽管面临“信息的可靠性难以保证”的质疑，微博对社会文化生态的革命性意义仍获得公认。微博上信息来源渠道广泛，但信息的可靠性却很低；传统媒体提供的是经过审核的可靠的信息，这可作为微博信息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微博简便、快捷的信息发布与分享模式或许正好弥补了纸媒的劣势。传统媒体纷纷看到了微博的力量，将微博作为推广和沟通的平台。企业也纷纷将Twitter作为推广产品信息和公司品牌的优选平台。在中国与Twitter相似概念的中文网站就有六七家：饭否、叽歪、滔滔、嘀咕、巴布、做啥和爱唠叨等，其中饭否是各方面功能较为完备、最接近Twitter的一个。（杨玉珍摘）

院士官员化有原因

顾海兵　 颜晴川　来源：《学术界》2009年3期

　　以中国工程院两个学部共计144位院士为样本，调查院士的具体职务和行政级别时发现：院士的总体平均职位大概处于厅局级副职位置，具有较浓的官员色彩。从医药卫生学部和工程管理学部这两个学部院士的职位分布情况来看，有领导职务的占总数的97.9%，其中高级干部（厅局级正职）及以上为61人，占总数量的42.4%。数量最多的为厅局级正职，其次为县处级正职和厅局级副职，总体看基本符合中间多、两头少的正态分布。从院士的身份看，学校校长和医院院长为42人，占总人数的29%；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的人数为37人，占总人数的26%，这两类职务的官员色彩强烈，其总和占了总人数的一半以上。院士官员化色彩比较浓厚有两个原因：一是从增选制度上看，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增选主要有院士提名和单位提名两种提名渠道。后一种提名方式是增选的主要渠道，因有官员背景的人更容易获得相关单位的提名，所以不难得出为什么院士中会有如此多高官。二是因为院士更容易出“仕”。院士是一个领域的权威，也会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学校、企业、医院等特殊照顾的对象和对外宣传的招牌，更容易获得领导的重视和同事的尊敬，从而比一般人更容易走上领导岗位。（黄维政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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