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6年以后，一些欧美国家陆续爆发新左派运动。这其中思想成就最丰硕的要属英国新左派。在该运动实际存在的四分之一世纪（1956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里，英国涌现出一批新左派思想家。他们活跃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在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理论贫困”面貌的同时，将英国打造为一个堪与德法比肩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输出国，即便在该运动已经终结3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

寻找共产党和工党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共产党和英国工党都吸收了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党员。同时，还有一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团结在它们周围。然而，不管是在共产党内还是在工党内，也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这些左派知识分子都不占据领导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都只能默默地专注于各自的学术领域，努力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可能道路，同时以个人身份积极参加和平运动、核裁军运动、反对朝鲜战争等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
　　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实际上已经闭幕后，赫鲁晓夫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然而非辩证的批判。3个月后，这份秘密报告流传到西方，让欧美左派知识分子极为震惊。各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党员纷纷对各自党内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希望推动党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在英共内，以爱德华·汤普森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党员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公开信，批评党内缺乏自我批判的风气，认为英国存在马克思主义脱离现实和经验的弊病。迫于形势的压力，英共领导层同意汤普森等人创办了一个争鸣性的党内刊物，但很快又借机将他们调离该编辑部。同年10月、11月间，“匈牙利事件”爆发。英共对苏军武装行动的支持，引发了随后的大规模退党风潮，1万多名党员（其中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党员）退出英共，占其党员总数的近三分之一。退党后，不少左派知识分子选择放弃社会主义信仰、脱离现实政治，而汤普森等人则变得更加活跃，希望能够在共产党的体制之外寻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途径。
　　与此同时，亲工党的左派知识分子也遭遇重大思想危机。一方面，进入50年代以后，工党内部否定传统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修正主义思潮不断壮大，倾向修正主义的工党领袖日益增多。1956年，工党理论家克罗斯兰出版了影响巨大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对修正主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这让亲工党的左派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另一方面，1956年10月、11月间，英国保守党政府为了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勾结法国和以色列悍然入侵埃及，导致“苏伊士运河危机”和第二次中东战争的爆发。这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径让亲工党的左派知识分子对整个英国统治阶级都不再抱有幻想。
　　在这种背景下，1956年下半年以后，英国各地涌现出了许多左派讨论圈子，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以及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他们彻底打破了以前共产党和工党之间并不那么森严的门户壁垒，更加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反思传统左派（共产党和工党）的思想缺陷和政治弊端，探索符合英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找实现社会主义的新的“第三条道路”。英国新左派运动就此兴起。作为一种非体制化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英国新左派主要通过汤普森等主编的《新理性者》和斯图亚特·霍尔等主编的《大学和左派评论》向公众进行自我展示。1960年，这两个杂志合并重组为《新左派评论》，霍尔任主编。

第一代新左派及其历史贡献

　　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发起者和最初的思想核心是汤普森、雷蒙·威廉斯、拉尔夫·密利班德等20世纪30年代以前出生的新左派思想家。这些思想家虽然政党属性与思想资源略有不同，但拥有非常类似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和社会经验，所以在很多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非常接近。正因为如此，后来人们把他们称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
　　就学科背景而言，最为活跃的第一代新左派大多是历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这是由英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所决定的。经过二战后10年的积淀，他们在1956年前后陆续进入了思想的成熟期。新左派运动的爆发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理论热情，激发了他们的思想创造力，一批高质量的理论成果迅速涌现，其中包括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两部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英国缺乏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理论的贫困”局面由此得到根本改变。
　　就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而言，第一代新左派的历史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批判、清算了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诠释与建构，树立了一种比较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为英国知识分子重新接受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第二，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研究具体的英国问题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民族化，创造出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具有鲜明英国特色的理论新形态，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英国的传播和发展。第三，深入发掘英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提出了人道主义和道德对于英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使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成为新左派运动早期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

第二代新左派的崛起

　　新左派运动兴起之初，与第一代新左派并肩战斗的还有牛津、剑桥、伦敦经济学院等高校的一批激进的新左派研究生和本科生，其中著名的有霍尔、查尔斯·泰勒、汤姆·奈恩和佩里·安德森等。受风起云涌的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激励，这批三四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学生具有更加国际化的眼光和政治追求，渴望掌握理论化程度更高的马克思主义。这与立足英国的第一代新左派存在明显差别。他们也因此被命名为第二代新左派。
　　对于第一代新左派的理论立场和政治立场，第二代新左派一开始就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反对。具体地说，他们认为第一代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后者倡导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具有浓重的经验主义色彩，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民粹主义的和前社会主义的。不过，在运动的第一阶段（1956—1962年），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要与第一代新左派分道扬镳的意思。除了羽翼未丰这个原因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1959年以后，工党内左派暂时占据了上风，这使两代新左派都认为英国历史性地出现了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1961年以后，工党右派重新占据上风。这促使两代新左派的分歧变得不可调和，分裂由此发端。
　　1962年5月，安德森出任《新左派评论》主编。在他的领导下，《新左派评论》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欧洲大陆，希望从那里寻找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以为英国的社会主义寻找到新的未来。借助萨特、卢卡奇、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学说，安德森及其合作者汤姆·奈恩很快对英国的民族性问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即安德森—奈恩论题。该论题通过概要式地追溯英国民族性的历史形成，彻底否定第一代新左派关于英国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判断，认为英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已不在于英国工人阶级，甚至不在于英国自身。该论题一经提出即在第二代新左派中产生热烈反响与共鸣。虽然汤普森随即代表第一代新左派对它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全面驳斥，但并没有能够改变一个基本趋势：话语权已经历史地转移到了第二代新左派手中。
　　1966年以后，《新左派评论》对后来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而闻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系统译介。这一工作的最重大结果就是导致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成为第二代新左派批判、扬弃文化马克思主义，建构革命的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整个70年代，第二代新左派都致力于在各自领域推进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转型，并在文化研究、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文学批评、政治学等领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历史地看，结构主义转型不仅使第二代新左派获得了大量新的理论资源、理论化程度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使他们实现了一次方法论创新，从而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已经开辟的学术疆域中，将第一代新左派所开创的各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扬弃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非理论化倾向，使已经积累的理论成果获得了一种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具备了世界性传播的现实性。

英国新左派运动的终结及其遗产

　　第二代新左派的结构主义转型对第一代新左派带来了巨大冲击。第一代新左派以不同的方式对此作出了回应，其中，汤普森于1978年出版《理论的贫困》一书，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发动了极为猛烈的进攻。第二代新左派随即进行还击，一场大争论就此拉开帷幕。
　　就在两代新左派围绕“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鏖战正酣之际，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保守党赢得大选，出任首相。随着“撒切尔主义”强势地推进，资本主义似乎治好了“英国病”，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社会主义在英国重新变得遥遥无期。这使得新左派运动的存在基础受到严重侵蚀。与此同时，随着英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日益盛行，70年代初出现的各种亚政治的新社会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逐渐取代新左派运动成为左派抗争的主要形式。结果，80年代初，当围绕“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论战基本结束时，两代新左派突然发现：自己曾为之奋斗的新左派运动本身已经终结了。
　　作为英国二战后最重要的思想运动，新左派运动为当代英国思想留下了一笔巨大遗产。即便是在已经被消耗了近30年后的今天，这笔遗产依旧显得价值不菲。首先，活跃在当代英国思想舞台上的重要左派思想家都出身于新左派运动，他们的思想都以各种方式受到新左派运动的深刻影响。其次，新左派运动提出许多重大观念，如今它们已经演变成文化研究、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重要理论主题。最后，新左派运动为英国左派政治想象引入了一些新的主题（如英国治理的非集权化、强大的市民社会的重要性等），今天它们再一次成为左派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关注焦点。（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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