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病毒爆发的偶然性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我们确知它在未来将会发生，但是爆发的具体时间我们无法确定，而且病毒的致病性和对不同年龄段人口的易感性也不确定。

人口转变与传染病流行

　　世界各国人口经历了或正在经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年龄结构则呈现出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经历了死亡率水平的快速下降，加之受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伴随着人口的转变，中国的健康与疾病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主要疾病。虽然如此，传染性疾病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挑战，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我国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城市居民已基本完成了疾病模式的转变，感染性疾病大都得到控制，高脂肪、高热量的不良膳食结构以及吸烟等有害的生活方式，逐渐变成威胁健康的因素。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生态环境恶劣，卫生医疗条件差，一些传染病、地方病仍未得到根本控制，有些地区妇幼疾病的发病率仍然很高。其次，一些传染性疾病虽然有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措施，但在人群中仍然广泛存在，例如结核病、病毒性肝炎等。第三，一些得到控制的传染性疾病有时会出现反复，例如脊髓灰质炎、霍乱以及今年出现的手足口病等。第四，一些新发传染性疾病会不时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挑战，例如HIV、SARS、禽流感以及最近刚出现的甲型H1N1流感等，这类疾病因其不确定性，对社会各方面提出的要求更高，稍有不慎就会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
　　从人口变化的特点来看，存在着一些对新发流行性传染性疾病控制的不利因素，如人口的聚集性和流动性。由于人口增长，我国的人口密度在增大。特别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向城市不断聚集，人口的高密度使得疾病在城市地区的传播更为迅速，不易控制。另外，便捷的交通工具为国内和国际间人口流动创造了便利，目前社会人口流动趋于频繁，这也使得新发流行性传染性疾病不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事情，而是每一次都可能成为全球性问题。

病毒有其自身变化特点

　　很多病毒具有变异的特性，这给人类研究疫苗、控制疾病传播带来很大的难度。流感病毒的变异与流行是最典型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流感病毒爆发的记载，例如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H1N1流感病毒）、1957年的亚洲流感（H2N2流感病毒）与1968年的香港流感（H3N2流感病毒）。流感病毒爆发的偶然性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它在未来将会发生，但是爆发的具体时间我们无法确定，而且病毒的致病性和对不同年龄段人口的易感性也不确定。
　　目前，病毒传播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人与动物之间传播。最近几次较为严重的流行性传染病都与动物有关，这也提示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动物疫病控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动物与人类之间的交互影响是我们必须警惕的重要问题。

如何有效控制与管理

　　流行性传染病经常会成为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则有可能引发社会危机。因此，此类事件的管理强调建立预警机制，提高快速反应能力。早期围堵策略是目前应对流行性传染病的重要方式，就是在初始检出大流行毒株或病毒尚未发生广泛传播时，即采取相应措施阻止大流行传播。
　　在出现流行性传染病之前，加强公共卫生系统建设，包括对动物疫病的防控。出现疾病流行则采取隔离、检疫、限制出行、保持社会距离以及使用抗病毒药物等措施。流行过后则需进行疫苗的研制和接种。
　　控制流行性传染病有时甚至需要一些过度反应。例如在SARS期间，对发生院内感染的医院所采取的封闭措施，对于控制SARS在人群中爆发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过度反应需要有科学依据，虽然不可避免会有一些资源浪费的问题，但如果能够避免疾病的流行则会为社会节省更多的资源。因此，在遇到可能爆发流行的传染病时，“宁过毋缺”可能会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
政府的回应

　　政府在流行性传染病的控制中积累了很多经验。首先是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传染病防治法》以及在SARS期间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都在传染病的控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使防控工作规范化，且有法可依。在政策干预方面，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政策，例如在疾病的控制、资源的供应与管理、特殊人群的防护、维持社会稳定、疫情过后的恢复工作等，都需要政府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政策来应对。
　　其次，建立统筹管理机构，加强政府部门之间密切协作。突发的流行性传染病控制往往需要多部门的参与，因此建立应急协调机构非常重要。在SARS爆发期间，我国卫生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农业部、商务部、国家质检总局等有关部门建立了应急协调机构，并与港澳地区建立了疫情信息沟通机制，初步形成了部门配合，协同应对。各地地方政府也建立起类似的统筹协调机构。这对于流行性传染病的控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第三就是政府在筹资方面的努力，包括相应资源的调配、公共卫生投入、保险机制的建立等。我国政府在SARS之后加大了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中央与地方财政投入均有所提高，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得到了相应改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增加了民众对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对疾病控制起到了支持作用。禽流感等动物疫病爆发后，将需要大量宰杀禽畜，因此有必要推进畜牧业保险。政府已经在这方面开展探索，在部分地区对奶牛、肉鸡实行养殖保险，但对农民来说保费较贵。这种自愿参与的保险机制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参与规模，其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将会受到限制。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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