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开始炒作“中国威胁论”时，正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俄罗斯对外政策调整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严重挫折之际，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不但没有垮掉，反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了令全球震惊的经济增长势头，综合国力空前壮大。美国、西欧和日本等西方国家在争霸对手苏联消失后，开始把目光集中到中国身上，把中国看成未来最大、最危险的“假想敌”，认为日益崛起的中国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对整个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形成巨大的威胁，于是提出要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样对中国实行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遏制。

为何鼓吹“中国威胁”

　　1990年日本防务大学学者村井友秀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敌人》一文，自此，“中国威胁论”开始蔓延。1992年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上述论述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关“中国威胁”的代表性言论。1995年至1996年的“台海危机”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对华政策大辩论，“中国威胁”的言论在海外一度迅速扩散。《时代》周刊记者伯恩斯坦和芒罗于1997年2月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是当时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1998年至1999年间，美国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特里普利特和前共和党国会对外政策顾问爱德华·廷珀莱克合写的《鼠年》（1998年）和《红龙跃起》（1999年），明确声称“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无论是言之凿凿地指责中国人“抢走美国人饭碗”，还是危言耸听地声称中国在“收购美国”，甚至直言不讳地明言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其实质都是认为中国实力增长太快，会对美国等西方传统大国造成威胁。
上述“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大多是在国际政治领域活动的政治人物及学者，他们从本国的利益出发，主要是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角度谈论中国对他们的国家利益构成的“威胁”，丝毫不隐藏利己的动机。“中国威胁论”的兴起和泛滥，既有对东西方之间文化隔阂的忧虑，也有出于意识形态差异的猜忌，但是更为关键的却是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表达不满。

“中国威胁论”花样不断翻新

　　有关“中国威胁”的舆论发端于美、日等国家，但其在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却有一定市场。比如，作为中国近邻的东南亚地区，由于历史和自然原因，加之该地区一些国家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颇多龃龉，因而在西方媒体的炒作下，“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在这一地区不断扩散，并直接影响到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
　　尽管“中国威胁论”有其市场，却并未成为国际涉华舆论的主流。近年来，国际上对于中国的报道和研究正不断深入、全面，客观看待中国和平崛起的声音在不断增多，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和负责任的大国行为，也使周边国家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非威胁。
　　但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花样也在不断地翻新，不断地变换着面孔。自2004年以来，伴随着有关“中国崛起”问题的讨论，有关“中国威胁”的国际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按照这种舆论，中国无疑在迅速地走向强大，也许一个强大的中国将是建设性和负责任的，将保持“和平崛起”，但不能过早断言强大的中国到底会不会背离和平道路而威胁别国。以上这些关于中国未来的不预设答案的“开放性”舆论比先前已大为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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