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公书判清明集》　　　　　　　朱熹　 　　　　　　　　　真德秀

　　2004年5月，邓小南教授在中国史学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新进展”的发言。发言稿旋即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9期和《宋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2期。邓教授在发言中主要总结了1990年代中期至2004年近10年的宋史研究发展趋势和新成就。其地域范围虽兼及港台地区、日本与欧美，但仍是以中国大陆为立足点，所以其中总结出的各种新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大陆宋史研究呈现的新状况。
　　邓教授将宋史研究的新进展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长时段的探索，即宋史学界开始力图摆脱以往习用的朝代框架，而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在更长的时段——唐宋或宋元明——中找到意义。二是专题史研究的活跃。三是研究条件的新积蓄，即资料范围的扩展与深层利用。四是集体反思意识的增强。

宋史研究在过去5年的进步

　　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格局在时空视野、使用资料范围、集体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等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

　　如今5年过去了，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格局和趋势大体虽沿其旧，但仍有不同程度地变化和推进，研究视野亦进一步开阔。
　　首先在时空视野方面，研究者已不单单是从认识上力图摆脱朝代框架束缚、从更长时段考察具体历史现象，而是开始谋求与不同断代和同时期不同领域学者间的讨论及对话。如2004年7月和10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中心两度举办有关唐宋社会流动和社会秩序问题的研讨会，即唐史学者和宋史学者间的对话与交流。2005年7月下旬，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主办了中韩宋辽夏金元史学术研讨会，其主要意图虽是中韩学者之交流，却开始了宋史学者与元史学者间的对话。2005年10月中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举办了中国社会基本问题论坛，唐史学者与宋史学者再次相遇，并使“唐宋变革”成为论坛的重要议题。
　　其次是使用资料范围的进一步扩大。21世纪初，国内宋史研究在资料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方志、碑刻、谱牒、小说等材料及考古出土文物，相对于前20年中国大陆宋史研究资料使用范围而言，其种类并没有太多地超出20世纪30—60年代的国内古代史研究。然而近年宋史研究资料之利用范围，确有明显拓展。最为突出的是存于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境内的汉文文献（包括碑刻）纳入研究者的视野以及考古资料的充分利用。
　　再次是集体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增强。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是推动史学研究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亦是史学论著质量的重要保障。如果说大陆宋史学界在21世纪初的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之自觉，还限于部分学者的话，那么近5年来，则是扩大到多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宋史学者在研究中开始注重问题的意义和方法的自觉。2008年3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举办了宋史研究新视野研讨会，大陆中青年宋史骨干，多数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宋史研究中的“问题”、今后宋史研究发展的方向、国外宋史研究状况、宋史研究资料等问题。这一系列的讨论，反映出中国大陆宋史学者在探寻新的问题、挖掘新的资料和强调理论方法之共识。

发掘宋代“新政治史”研究的目标与思路

　　宋代政治史的研究正越来越受关注，不少学者已在积极探索“新政治史”研究的目标与思路。

　　以上变化对宋史研究之推动，充分表现在专题研究中。2008年7月底，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国际宋史研讨会在昆明召开。之前，理事会及年会筹备组提出采用专题论坛研讨形式，号召一些学者拟出题目，广邀同好，组成专题研讨组，提交论文，在会上集中讨论。学者们拟出的问题有：“宋徽宗及其时代”、“唐宋社会比较研究”、“宋代宗教信仰研究”、“宋代自然灾害、疫病与回应”、“宋代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宋代文武关系与军事”、“性别视角中的宋代历史”、“宋代周边关系与域外文献”、“宋朝地方行政与基层社会控制研究”、“宋代墓葬研究”、“宋代思想文化”等。内容涉及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的多个方面。可以说，这些问题基本上是大陆宋史学者近年集中关注的问题和研究热点。其中既有传统问题，也有新的问题；既反映出长时段的历史视角，又表现出与国际接轨的自觉意识。但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经济史的研究热度在近年有所下降。
　　近年宋代政治史的研究与以往相比，有三个明显的不同。一是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与政治制度本身，已不是政治史研究所关注的重点，而带有前提性价值判断的是非评判，亦不再是政治史研究之目的，政治的具体运作，或可称国家运作机制问题，日益成为政治史研究者的兴趣所在，而揭示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亦显现为研究之目的。二是政治史研究视野不再局限于政治本身，而是扩展到与之相关的各个方面，亦可以说是将政治问题与经济、地理、交通、文化、社会诸因素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和思考。因而由此又衍生出新的问题、形成新的认识，如政治文化、文化政治之类。三是新的政治学理论不断引入政治史研究之中。
　　近年的宋代政治史研究中，关于宋代“祖宗之法”和“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的研究，可谓是最受关注的热点了。大陆宋史界有不少学者加入了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两个问题中，前者关乎有宋一代的政治理念，后者实际上讨论的则是宋代国家机制的运作问题。经过不断的研讨，以往大家甚为模糊、笼统论之的不少问题变得清晰，宋代政治的内在机理不断被揭示。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亦最能体现政治史研究的几个重要变化。文书传递与信息沟通已形成大陆学者与台湾、日本及欧美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宋代历史地位的重新审视

　　大家越来越力图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和特定历史原因造成的是非标准的影响，较为客观、理性地思考和看待宋代历史地位及相关问题。

　　与政治史研究变化密切相关的是，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亦重新被审视。把宋代作为一个朝代来看，还是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来看；宋代是不是积贫积弱；徽宗朝政治该如何认识；南宋历史对后世之影响等问题，越来越多地被讨论。如2008年10月杭州市举办的中国南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南宋的历史地位问题便是讨论最为集中的问题。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大家越来越力图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和特定历史原因造成的是非标准的影响，较为客观、理性地思考和看待宋代历史地位及相关问题。
　　近年大陆宋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固然可喜，但若与相关断代史研究形势相比，似乎还不容太乐观。明清史与近代史研究是不少新问题的发源地，亦是多种方法大有可为之领域，前代史研究无不受其影响。但大陆宋史研究在问题意识上，却似乎不如唐史研究成熟与活跃；若论方法之自觉，则仍然明显地比不上明清史研究。另外，在国际汉学界宋史研究交流的平台上，大陆学者能够主导潮流、影响研究取向的方面仍是相当有限。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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