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要扩大公共支出，还应减税，两者同时运用形成合力，才能把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力充分发挥出来。

我国近年财政收入规模

　　当前，如何使备受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各国经济尽快恢复活力，各国政府无不绞尽脑汁，推出不同的振兴经济的干预政策。在这股政府大力干预经济的洪流中，扩张性财政政策成为一种有力的政策工具。对此，许多经济学家也基本持肯定态度，因为，在信贷体系因金融危机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诸如降息之类的货币政策已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
　　扩张性财政政策工具，归纳起来，无非是在支出与收入两个方面的具体运用，即扩大公共支出与减税。不少经济学家都认为，若要摆脱这次经济衰退，扩大公共支出也许比减税更有效，因为每户家庭极可能把减税获得的收入储蓄起来，而非用于消费。从历史实践看，以扩大公共支出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乏成功的例子，比如我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以扩大公共支出为主，而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减税措施。当然，扩大公共支出也有失效的例子，例如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以来，为了刺激经济，多次提出振兴经济方案，不断追加预算进行公共投资，然而效果却十分有限。
　　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持续发酵，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球经济已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寒冬。如果经济状况确实恶化到如此程度，就须下猛药才能扭转。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要扩大公共支出，还应减税，两者同时运用形成合力，才能把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力充分发挥出来。

单方面增支有一定局限性

　　回顾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增支不减税为特征，尽管起到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若长期扩大公共支出，也会带来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一，存在体制复归倾向。尽管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我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政府扩大公共支出，特别是国债投资，仍然有偏重于政府计划调节之嫌，投资项目由各级地方政府层层申报，上级政府层层审批。这样一来，我国已经面向市场化改革的投资体制，可能又会重新向中央政府集中；已经培育形成的企业投资主体，可能又会为政府投资主体所取代；在应由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资源配置中，政府却占了不算小的一席之地，难免增加资源配置中的计划行政色彩，妨碍市场机制的作用。
　　第二，国债资金投资效益会递减。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所发行的长期国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体来讲是会带来效益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是，由于国债投资基本上是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也大都是国有项目，在没有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国债投资的收益率很难保证具有持续性。若长期实行下去，可供选择的投资项目会越来越少，公共投资的边际效益也会不可避免地递减。
　　第三，财政风险累积。近些年我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积累了比较厚实的家底，使得前些年引人注目的财政风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今年政府预算中安排9500亿元的财政赤字也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不过，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连续6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所带来的高昂成本，就是给我们留下了数额较大的债务。尽管当时我国国债的累积规模不算大，但发行速度和发行规模却超过不少发达国家。除了这些“明债”，在地方政府一级还存在大量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在财力层层向中央集中的现实中，如果经济形势近期得不到扭转，导致今年中央代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变成常态的话，地方政府旧债加新债，财政风险会由下向上累积，财政风险问题可能就会不得不重新引起重视。
　　第四，财政投资拉动民间投资的成效不大。由于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生产和极少部分的竞争性行业，民间资本因规模、实力等原因难以获得政府的直接投资，而且基础设施投资所带动的关联行业有限，不可能遍及社会上的多数行业，再加上公益性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较低，因此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和状况并未因政府投资的增加而得到明显的改善，民间投资不会随之而大规模地跟进。

减税也是保增长的有效手段

　　扩大公共支出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减税得到缓解；同时，当前的金融危机很可能需要做长远打算，并且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力度要大。因此，我们这次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把扩大公共支出与减税结合起来运用有着积极意义。
　　在正常情况下，减税可以使符合条件的所有纳税人（企业与个人）都能获得一视同仁的待遇，这意味着政府集中掌握的社会资源减少，民间部门获得的社会资源相应增加，从而需求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助于民间部门自发地启动投资，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高投资效率。减税也可以扭转各地区、各企业争项目、争投资的“跑部钱进”的怪现象，因为政府投资在一定时期是一个常量，不能满足所有地区、企业的投资要求，是一种零和游戏，而减税具有普惠作用，政府也会因景气恢复而受益。减税能够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政府虽然仍可以增加支出，但因为减税的存在，增支的规模应该会小于不减税的情况，增支规模的缩减，有助于降低财政风险。
　　无论是凯恩斯经济学中的需求管理政策，还是供给学派的理论，都很重视减税的作用。在凯恩斯经济学看来，市场机制不能自动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趋向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只能依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来刺激社会总需求。税收同支出一样，也具有乘数效应，在有效需求不足时，通过减税可以有效地刺激需求，从而扩大产出。如果减税与增支同时并举，将会加大财政政策对景气恢复的促进作用。供给学派更加重视减税的作用。这一学派认为，高税率特别是高边际税率降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会阻碍储蓄、投资，降低资本存量。著名的拉弗曲线说明，减税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减税不一定就会减少税收，反而可能会增加税收。尽管凯恩斯经济学和供给学派减税理论的语境是以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与我国税收体系中仍以间接税占主体的现实有差距，但我国所得税比重的逐年提高，使这两大学派的减税理论对于我国目前如何运用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了现实意义。
　　从我国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具备了减税的实力和可能。尽管受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我国2008年财政收入仍达6.13万亿元，比2007年增收近1万亿元，比1997年财政收入高出6倍多；从1997年到2008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达19.5%左右。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公布的财政收入并不等于政府收入。财政收入指的是财政统计中的一般预算收入，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具有专款专用性质的收入，即政府性基金收入和预算外财政专户收入，虽不属于财政收入范畴，但属于政府收入之列。如果以政府收入这个指标来衡量，我国的收入规模和发达国家可能相差无几。因此，从以上收入数据看，我国若是在现有政策仍不太奏效的情况下继续实行减税，不仅可能，也是可行的，从而有助于景气的尽快复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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