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并且将沿着原有轨道继续下去。金融危机可能会延缓或者加速某些变化，但似乎很难改变其方向。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地方政府将在市场规律的指引下发挥主导作用。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指导方针，先后出台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和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否会因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而改变原有的轨道？市场和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该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

重化工业增长势头暂时放缓

　　金融危机来临之前，中国经济处于一轮快速增长时期。这一时期的增长体现出很强的“重化工业”主导的特征，生产资料部门的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产业结构的重型化似乎印证了“霍夫曼定理”：在工业化进程中，消费品工业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之比（霍夫曼系数）是不断下降的。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后期，资本品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显著上升，这个预言被后人演绎为“重化工业阶段”。国内重化工业的投资浪潮直接导致宏观经济出现过热趋势。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已经融合到全球化体系之中，2008年下半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迅速扭转了中国经济的过热趋势。从宏观经济的过热到趋冷，转换的时间甚至不到半年。
　　2009年，中国经济在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中率先表露出复苏的迹象。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09年1—4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但是，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1—4月的工业用电量却同比下降9.3％，两者存在15个百分点之差。由于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一直与用电量的走势一致，所以现在这种强烈背离的走势引起了各界高度关注。如果统计数据没有问题的话，那么这种背离必然意味着中国工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以高耗能为主要特征的重化工业的增长势必已经放缓。
　　不过，我国重化工业的发展速度不仅取决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取决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 GDP 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重化工业的超常规发展。尽管学术界的争论并未尘埃落定，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和保持经济增长的压力，在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出口、内需和投资）中，投资无疑被政府视为最有力的武器。从2008年底到今年，随着政府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十大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可以预计重化工业将兴起新一轮的投资热潮。

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未丧失比较优势

　　我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就已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2007年，珠三角地区率先出现大量港台资本南下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潮流。不久，长三角地区和山东青岛等地也先后出现港台资本和韩资企业的外迁现象。2008年，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外资企业外迁速度加快，与此同时，内资企业则大量关闭。究其原因，主要是成本上升所致。除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外，原材料和土地价格的上涨、两税合一、出口退税率降低、环境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也都是主要的因素。对于利润率已经很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来得过于突然，企业一时难以找到吸收成本上升压力的有效手段，不得不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或者干脆关门。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难道真的失去了比较优势吗？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因此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是毋庸置疑的。2009年4月，龙永图参加江西财经大学高管论坛时曾表示，“纺织业、制鞋业不是夕阳产业，不管是否有金融危机，这个世界只要有人要穿衣服、穿鞋，劳动密集型企业就有前途。”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介入产业升级，淘汰劳动密集型企业并不是明智的选择。问题在于，中国的区域发展并不均衡。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已经拉大。随着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及生活成本的提高，当地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逐渐丧失。而中西部地区虽然具有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但是在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方面存在不足，难以承接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当产业转移发生的时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引导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适宜它们生存的东南亚各国转移。
　　这样看来，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源自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失衡，而金融危机导致的需求冲击只是次要原因。事实上，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一些经营有方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并未受到大的负面影响，反而趁此机会低成本并购处于困境中的竞争对手，从而壮大自己的力量。笔者今年4月曾对深圳一家名为“信诚行”的制鞋企业进行调研。这是一家由宁波商人创立的家族企业，专门从事时尚女鞋的贴牌生产，为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的八十多个品牌商提供产品。该企业2008年的销售额将近8000万美元，今年第一季度的订单依然保持着30％的增长速度，丝毫看不到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这家企业今年已经收购了两个竞争对手的工厂，并且还在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规模。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金融危机这种外部冲击的确能够淘汰一些经营不善的企业，但并不能淘汰整个产业，尤其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20世纪90年代，宏碁集团的创办人施振荣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 （Smile Curve），阐明了产业链上附加价值的分布规律。微笑曲线分为三段：左段为研发、设计；中段为组装、制造；右段为服务、品牌。从形状上看，微笑曲线形如一个笑脸符号，左右两段为附加价值高的区域，中段为附加价值低的区域。它们对应的产业模式分别为：左段为原始设计制造商（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ODM），中段为原始设备制造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OEM），右段为自有品牌制造商（Own Brand Manufacture，OBM）。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正好处于微笑曲线的中段，也是微笑曲线的底部，是附加价值最低的部分。产业升级意味着从微笑曲线的中段走向两端：要么向左段转移，开展自主研发，获得知识产权；要么向右段转移，实行品牌经营，掌握终端用户。
　　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由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新劳动合同法推出等因素的冲击，处于“微笑曲线”底端的中国制造业已经表现出难以为继的态势。受冲击最为严重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提出了“腾笼换鸟”和“双转移”的战略设想，试图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来强力推动，主动有序地实现当地产业价值链向附加价值更高的两端转移。具体而言，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催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称之为“腾笼换鸟”政策。而“双转移”政策则意味着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同时进行。这种政府强力介入产业转移的做法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支持者认为，“腾笼换鸟”集中了“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产业升级模式的优点，努力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之间寻求最优平衡，势必对未来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树立一个新的具有示范效应的中国模式。反对者则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伪命题。在竞争中最起作用的要素不是投入和规模，而是生产率，因此只有低技术的企业，不存在低技术的行业。在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上，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决策者，往往把一些产业结构升级的经验固化为规律，甚至将此作为任务本身。但是，在违背比较优势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变化并不会使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从投资驱动到生产率驱动的实质转变，甚至还可能强化传统增长方式。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了邻省大量的农民工，因此其政策影响远远超出了本地区。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数千万农民工被迫离开广东和其他沿海省份，对内地各省形成了巨大冲击。因此，地区性产业转型具有外部性，应该考虑到对邻省乃至全国的影响，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突出表现在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地方政府不仅是规则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市场的参与者。脱离政府的指导和参与，完全依赖市场调节来进行结构调整，在当前中国并不是现实的选择。而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则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既要顺应工业化进程的客观规律，又要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由于中国地区之间的要素禀赋和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产业结构调整不宜采用“一刀切”的政策。中央政府应该从更高远的角度来看待整个经济的效率和公平，协调各地方的利益冲突。
　　总而言之，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内在要求，金融危机又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外部条件。事实上，产业结构调整（无论是市场驱动的还是政府主导的）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并且将沿着原有轨道继续下去。金融危机可能会延缓或者加速某些变化，但似乎很难改变其方向。在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地方政府将在市场规律的指引下发挥主导作用。（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启示

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

　　对企业来说，应加快产业升级和转型，尽量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微笑曲线”中占据有利位置。大体的运作方式如下：
　　1. 产品升级或产品下移。产品升级指的是产品从原来低档往中档、中档往高档走的办法；而产品下移，追求的不是提高附加价值，而是创造不同的市场，让营销固定成本下降，创造规模经济效应。
　　2. 垂直整合，包括向上游的整合和向下游的整合。
　　3. 缩短销售渠道，建立直接供销关系，渠道缩得越短，附加价值就越高。
　　4. 水平延伸，一种是产品的水平延伸，另一种是产品线的水平延伸。
　　5. 多元事业，一种是相关产业的多元化，另一种是非相关产业的多元化。对于后者，风险较高，在实施时要具备充足的资金和现金流量，要做好亏几年的心理准备。
　　6. 生产技术升级，通过研发和自主创新，增加企业生产技术的科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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