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话绝对了。不过，有一路专事没事找事、无事生非的文人，却总让人联想到这句话。
　　近日，北京某报上有篇文人的杂文，便大有没事找事、无事生非的意味。
　　这篇杂文是拿大画家范曾开刀的，却先给“现在的年头”扣上一顶大帽子，说什么“现在的年头，好像不管是谁，也不管他究竟读过多少中国的古书，只要他有点名气，就可以大谈‘国学’”云云。其实，国学，作为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遗产，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更不是几个自以为是、见小而遗大的所谓精英所能垄断得了的，任何人都可以谈也有权利谈。就像这篇杂文的作者，不就在谈国学吗？不就生活在“现在的年头”吗？
　　那么，范曾到底犯了什么“罪”，值得这位文人口诛笔伐呢？原来，范曾不过写了篇谈国学的小文章，讲了些个人对国学的看法而已。然而，这位杂文作者偏偏毫不含糊地表示，他不想就范曾的“观点见解”展开讨论，而是要证明，范曾要谈国学，“至少还得多看几本书后才有发言权”。
　　这就怪了！笔者不懂，到底应该看多少本书才能取得谈国学的发言权？谈国学的“发言权”到底是谁规定的？如果范曾没有发言权，那么，阁下就有么？
　　有趣的是，为证明范曾没有谈国学的发言权，这位作者还引了某位友人的态度为证，说这位友人对范曾先生谈国学的文章，“打着哈哈直摇头”。然而，友人的态度，具有代表性吗？能够一锤定音吗？笔者倒是觉得，这“打着哈哈直摇头”，太形象了，很值得范曾先生画一画。
　　当然，要证明范曾没有谈国学的发言权，总得拿出一些硬邦邦的干货出来。于是，作者便一路数落开来，说范曾连几本古书的模样都没有搞清楚，云云。
　　乍一听，范曾先生这回确实让人家抓了个现行，想跑也跑不掉了。可是，学术的“法庭”毕竟不可以仅仅“打着哈哈直摇头”，总得讲究个公平对等。这样，我们就得问了：即使你所举的几处硬伤都是真实的，就能得出你要得出的那些结论吗？更不必说，将范文端将出来便知，至少有一处硬伤，是这位杂文作者从“范先生显然以为”当中演绎出来的。
　　范曾先生的文章笔者也认真拜读了，不觉得怎么好，可也不觉得如何坏。不论好坏，要说“范先生显然以为”《子史精华》是一部丛书了、《史通削繁》“帙卷浩繁”了，则纯属深文周纳、乱扣帽子。所谓的“范先生显然以为”，是这位杂文作者“以为”出来的，根本不是原文的意思。因为，范曾不过是说，《子史精华》、《史通削繁》这一类书，都是古人“选择”出来的书，这一类书“同样是帙卷浩繁”而已！怎么就成了《史通削繁》“帙卷浩繁”了呢？如何又能推导出“范先生对这两部古书，大概都只看到过书名，连线装书或影印本甚至铅印本的样子都没看过”一类与人为不善的上纲上线的话来呢？
当然，范曾的文章不是没有值得批评的地方，这位杂文作者所指出的问题，也并非全不对。但如果因为范曾写了个“唐王兵《黄帝内经素问》”，便说他把《黄帝内经》当做了唐朝的书，“胡说八道”一类骂语便喷薄而出，岂不有违国学中所谓“温良敦厚”之旨！
　　其实，这位杂文作者大可不必那么激动，更不必引用一大段鲁迅的话来为自己张目，甚至还捎带把发表范曾文章的媒体也刺上一枪。有事说事，有话好好说，不好吗？
　　打开天窗说亮话。不要说范曾，在这个世界上，不出硬伤的国学大师压根儿就不存在。但是，山归山，路归路；鹰就是鹰，雀就是雀。如果因为自己能够给他人挑几根刺，便上穿下联，放言无忌，那就难免让人反感，甚至只会让人觉得无事生非，没事找事！
　　至于媒体，那就更不该无事生非、没事找事！因为媒体的一大责任，就是净化社会空气，倡导精神文明。如果为了商业利益而制造话题，甚至怂恿、鼓励个别文人去招是惹非，那就只能说是自甘堕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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