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术以探求真理的方式切入真实问题时，学术该如何建构自己适应于时代本质要求的科学形态？问题意识又如何在学术体系建构中得到应有的尊重并获得精神世界的时代内涵？这才真正对学术构成了问题。问题不能从观念中去寻找，也不能从文本中去寻找，问题只能从社会运动的矛盾冲突中去寻找，这是唯物史观区别于一切观念和文化形态的历史观的重要标识。
　　关于学术评价体系，存在着很大争议，其中一个焦点是评价工具本身的科学性问题，突出的是工具性的评价体系导致形式化、指标化的技术向度，而遮蔽了学术的原创性。
　　
评价系统自身的缺陷

　　现在流行的评价方式和使用的评价尺度都没有给予学术原创首要的位置。目前三大评价系统（核心期刊、CSSCI、期刊要览）主要以学术期刊为来源，基本是建立在文献计量学的技术方法上的，其反映文献主题核心区的影响因子，以引用率和转载率为构成要素，尽管权重有所差别。奇妙的是现在已出现针对这种技术方法，期刊人为地制造提高影响因子的变量，论文也通过自引等方式加大统计计量。如果一种计量技术可以人为地进行相关数据的调整和改进，其客观性大可怀疑，甚至它为学术造假留下了后门或漏洞。至于文献转载，限于文摘刊物编辑水平、学术眼光和阅读范围的差异，更充满了偶然性，所载文献至多是扩大了阅读量而并未实质性地进入学术研究过程。更重要的无论是引用率还是转载率，都不足以说明学术成果是否具有原创性这一本质问题，这也可以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在统计上具有高影响因子的论文与同行专家心中认可的优秀论文之间存在悖论这一现象。
　　
学术研究方式的缺陷

　　学术可以注解经典，沉浸于学术前史的再梳理；也可以同声传译，致力于西方文本的再叙述；甚至可以无批判立场或去政治意识，纯粹价值无涉地在知识领域构造体系。问题在于，历史的在场性与合理的传统，只有从对现实实践的立论中才能得到认同；知识体系和理论来源的路径依赖要在实现自己的任务中被刷新；书斋中的幽思和自我意识的独白代替不了对社会存在的一切现实感。扩展伟大的时代真理，推进社会变革，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基于实践源泉和现实矛盾的立论，需要站在历史制高点和时代制高点上的理论思维力和思维抽象力，很显然，这是需要经过艰苦的探索才能实现的学术原创过程。评价什么，如何评价，评价体系的导向性无疑会制约学术成果的产生方式，“规范”学术研究的方式。是满足于评价体系指标的需要还是满足国家和时代的需要，这一分野决定了理论的实现方式和学者使命的承担方式。现在的趋向是，很多学者撰写论文和发表论文是以满足评价体系为目的的，这一工具理性势必弱化为时代立言的庄严使命。
　　
学术评价尺度的缺陷

　　如果按期刊等级评价成果优劣，高等级期刊必须赋予学术评价功能和社会评价功能，这一附加值的提高，无疑提升了期刊在学术生态结构中的地位，但并未确立以学术原创为评价核心的位置。期刊所承载的学术导向主要是通过发表论文的导向确立的。事实上，国家社科基金每年都公布学术研究选题指南，而期刊并没有公布适合于本刊发表的选题指南，大多数期刊甚至没有选题意识，特别是综合类学术期刊千刊一面的面貌一直没有改变。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满足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理论的需要程度。从这一要求出发，必须建立学术成果评价的历史尺度和时代尺度。
　　限制在学术壁垒中，单靠学术规范的改造和知识体系的改变，并不能在思维中把握它的时代。从现实出发批判地审视历史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揭示现实存在合乎规律的历史逻辑以及确立未来走向的历史合理性依据是学术立命的历史尺度。没有科学历史观贯穿其中的纯粹意义上的学术，由于它与作为学术最深刻根源的社会历史发展之间实现了断裂，就只能是观念的自我演化。历史将一再证明，学术自身发展的规律与社会历史的演变规律有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正如马克思说的，“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
　　时代尺度就是问题意识，问题是左右时代的实际呼声，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当学术以探求真理的方式切入真实问题时，学术该如何建构自己适应于时代本质要求的科学形态？问题意识又如何在学术体系建构中得到应有的尊重并获得精神世界的时代内涵？这才真正对学术构成了问题。问题不能从观念中去寻找，也不能从文本中去寻找，问题只能从社会运动的矛盾冲突中去寻找，这是唯物史观区别于一切观念和文化形态的历史观的重要标识。马克思编辑出版《德法年鉴》就是要“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其办刊思想明确地表达了“《德法年鉴》的目的是对震撼整个欧洲社会的各种问题作出哲学和政治的回答。”通过思想向现实迈进，“它不会满足于在孤立的概念中止步不前，它将努力参与现实生活，尽一切可能改变和改造现实生活。”而当代中国的学术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就是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问题体系。
　　
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前提

　　要实现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重大战略，必须确立三个前提：第一，在世界文明体系的对话中，确立基于实践经验的中国形态的学术话语体系；第二，在中国与世界的普遍交往格局中，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自我和核心价值；第三，在文化软实力竞争上，实现社会科学为大局和现实服务的功能。经过30年、60年乃至90年的艰难而曲折的探索，中国道路的独创历史和世界意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积淀和理论反思，为当代中国学术在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交往中确立更高的起点奠定了深厚基础。
　　可以说，这部当代历史的理论表征深深地凝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事实证明，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现代化实践逻辑的真实体现，是中国人民对时代精神的深刻表达，也是当代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引领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作为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都渗透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贡献，这一贡献的实现当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范式的引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凝成和铸造的理论品格就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必然要求破除陈规，打破教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学术只有同当今世界先进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联系起来，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担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同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在世界文明体系中以自己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实践特色独树一帜。
　　正因为如此，讨论中国问题不能单纯借助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西方学术得以产生的社会政治形式和制度基础与我们有很大的差异。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需要学理总结，中国问题需要源自本土的概念化体系来表达，如果当代中国学术不能承担起相应的学术支撑，就必然造成民族思维的战略失误，这应该是学术界对学术原创性思考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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