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行政学院学报》召开的“学术评价与学术发展”研讨会很有意义。反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我想的更多的是学者自身的问题和责任。

社会转型中的学术分化

　　检视最近30年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给人印象较为深刻的变化之一，是学者群体的分化、转变与浮沉。这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角色和身份的转换。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与转型，数量不在少数的学者（有的甚至是已有一定成就或有相当积累和潜力者）离开学界，走向商海、政坛或其他行业，拓展个人发展的新路径。第二种属于研究领域转向。一些学者尽管没有离开学界，但已经不再从事自己原来所熟悉专业的研究，而是紧紧跟踪时代的变革，转向了对时髦领域或新兴学科的探究，突出表现在传统的文、史、哲学科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式微，在文化结构中的地位边缘化，原来这些领域的从业人员有不少转到了热门的社会学、经济学、法律等学科上，或者干脆抛开理论搞起应用和实证研究。第三种是学术旨趣与理论观点的改变。有的学者虽然仍然从事的是自己原来研究的领域，但研究的方向、主旨、观点已经有迥然不同的转化，将其前后10年的著述放在一起比较，有的看法甚至构成一种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不排除有守望者、执著者在，但上述三种情况应该说比较突出。
　　如何看待这些变化、怎样应对这种局势？我认为，不应抱一种先定的主观成见，单纯做“善意”辩护或“恶意”攻击，而应该仔细甄别情况，具体言说和分析。必须承认，最近30年是我们国家变化最为迅速和巨大的时期，学者的变化既是社会变化的客观环境使然，也是社会变化的一种体现和表征，所以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时代在变，学者们却不变，这既不可能，更不应该；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应对、怎么变。学者毕竟是社会成员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与现实、与时代的关系不是亦步亦趋、遵循“刺激—反馈”模式的对应关系，因为时代变化中最显性的很可能只是现象的生灭、嬗变，在这些现象的变化没有导致统摄它们的本质转变之前，还只是一种量变，理性的学者不应唯“新”是从，失去判断和分析。

关注现实往往流于表面

　　现在很多有识之士都在谈学术面向现实、面向实践。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哪一个学者能不想到自己研究的当代性价值和意义呢？但较之具有这方面的意识和愿望，更为艰难的可能是如何做、做到什么程度和达到什么效果。我觉得，迄今为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并没有找到很到位的介入社会现实问题的方式和途径。我们看到很多表面上强烈关注现实的论者在对复杂社会问题的把握和透视时，实际上显现得仍很肤浅、偏颇和片面，他们提出的一些措施、设想在从事实际工作的人特别是对当代中国有透彻把握和深远影响的政治家们看来，要么大而无当，要么非常天真和幼稚，甚至很不“靠谱”。随着浮躁之风的盛行，一些学者也到处发出“做大做强”的宏愿，动辄自诩“创新”，一篇文章、一本论著甚至标榜有十几处乃至几十处“创新”，这些做法和论调不使人感到惊奇吗？

学术表达存在的问题

　　再从微观方面检讨，我觉得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操作层面上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是学术表述形式的单一。现在我们的学术见解主要通过论文与专著两种形式来表述；究其实，它们本身也可合二而一，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专著往往是论文篇幅上的延长，绝大多数专著的核心观点差不多完全可以用论文来表达清楚，况且20多年来我们见过多少把专著内容分章、分节发表的情形，这种情况下，专著事实上又成了论文集。除此而外，其他类型的学术作品少得实在可怜。这里并不是否认论文、专著作为学术作品主要体裁形式的合法性。但同样应当承认的是，学术的表述方式绝不应仅仅只限于此一种。在思想家复杂的思想结构中，朴素的意识、分散的见解、固定的观点和系统的理论体系是不尽相同的层次，对思想家来说，它们并不都是十分明确、不存在疑惑的，而很可能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意念、一种理解，不是最终结论，而是处于过程中的一种探索，不是定型的框架，而是分散的见解。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形，都用论文、专著来表述并不合适，为什么就不能采用诸如通信、对话、小说、哲理诗、散文、随笔、日记等多种体裁来表述和探讨呢？况且思想家也不都是孤傲冷峻、缺乏热情的人，为什么就非得用严肃的论文来表达其见解，而不能通过多种渠道宣泄其情感呢？征之以思想史、哲学史，情况往往不是这样。思想繁荣的时代，学术作品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近年来我国部分学者已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有所开拓，但情况并未根本改观。而且在现行科研体制下，前景也不见得乐观，比如有的单位统计科研成果就只计论文、专著，其余一概不算。
　　还不只是表述形式的单一化，就是在同一种表述方式中，比如论文中，写作结构上也存在程序化的问题。比如，原理论文写作的一般程序是：提出一个新观点（或树立一个商榷意见）——做出若干论证（材料按篇幅需要可多可少）——引申出意义或重申论点；思想史论文中关于人物的一般程序是：引出一个或几个人物（用语多是“长期没有引起注意”、“研究不够”等等）——概述、分析其思想内容（可多可少）——给予宏观背景下的定位；关于思想的一般程序则是：被忽略的思想——内容、特征等——结论或意义和价值。公允地说，这种写作方式和程序也有合理性，但问题在于一旦普遍应用，并作为一种写作方式予以推广，长期积淀，极易形成一种思维习惯和模式。不妨称之为“套子思维”，即在套子里找问题、想问题并企图进一步解决问题。我们好多学者的见解，绝大部分不是来自对生活、实践的体察与感悟，而纯粹是对书本材料的演绎、排列，是不是与这种“论文情结”有点关联？这里还可能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即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对这种思想进行表述的顺序的关系，过去总认为二者方向正好相反，前者是从材料到思想，后者则是从观点找材料。但作为企望通过对哲学作品的阅读以引发更深层次思考的读者来说，更渴望了解思想的探索路径，而并不仅仅只是接受论断。
　　较之上述两方面，最触目的还要数语言。个性化语言，仿佛是文学作品的专利，学术只能操同一声调和语气。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抹去题目下面作者的名字，就很难分辨出论文出自谁之手，或者竟以为都是同一作者所为。而且，就这同一声调和语气而言，也存在很大的问题。那是一种对问题全知全能的理解、写作的话语系统，作者俨然是世界规律的宣布者，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原因说得一清二楚，诸如“大概”、“可能”、“还未想通”、“我不大理解”等词汇和语句很少或是根本不会出现在行文中，大多是做斩钉截铁状。也许论文写作者颇为自信，但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每每读到这种文字，佩服之余总生疑窦：为什么这个问题要分三点而不是两点或四点阐发？为什么原因竟是这样而不是另外的情形乃至相反？进而想：这里是不是把思想的问题完全当做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来看待了呢？在我看来，在所有的思想问题特别是哲学问题上，下如许坚定的断语并不符合思想的本性、哲学的本性。以探索人与世界的复杂关系、人生和社会复杂问题为意旨的思想和哲学，说不清的问题，或者说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远远比能说得清楚、能获得最终结论的要多，而在想不清楚的问题上声称或充当一个“说清楚派”，只能说是一种“教科书心态”在作祟，故这种语体也不妨称之为“教科书语体”。

真诚是学术的起码前提

　　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我觉得最为严重的还是思想与文本的分离。就是说学术作品并不都是作者心态与思想的真实表露，或者说它们之中论述的问题在作者生活、实践思考的范围内根本就占不上什么重要位置。我们当然不排除总体上“文”为“心”声、呕心沥血、严肃认真的探讨，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另外一种情况的存在，即在学术成为职业、从事学术研究成为个人谋生和发展的手段之后，很有一部分作者炮制了那么多言不由衷的“大著”与“宏论”：本来对马克思主义不以为然者，却声称自己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探讨问题与撰写论文；在现实生活中傲气十足、难以容人，却连篇累牍地阐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忠恕”之意、“仁义”之道；更不用说那些内心十分向往发达国家优越的生活环境，却装出一副公正相，要“辩证地”评论西方文化缺陷的论者了。最近有机会梳理30年来我们国家意识形态研究的历程，就十分震惊地发现，当年真理标准以及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某些参加者，在前后相距不到半年（有的甚至两个月）的时间内发表了观点截然相反的数篇论文。社会是空前复杂了，人心与文心的分离不为学术界所独有，但缺乏真诚的投入与深邃的思考，对学术的发展来说却是十分致命的！大浪淘沙，从时间延续的最终结果看，真正推进学术的肯定不是这些“文章是文章、人是人”论者及其作品，但由于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在不算很短的时间内还不太容易马上甄别清楚。而当我们为研究当代中国的思想界包括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况，极有可能涉及或面对一些连作者自己都未必信服的观点和文本进行解读的时候，多么容易蹈入由欺骗与错位交织而成的陷阱！
　　学术发展、思想建树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攸关未来发展的方向、潜力和前景。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在社会有机体系统中，如果说经济、政治是基础，是骨架和躯干，那么学术、思想和文化就是血肉和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学者而言，讲求和提升道德修养、职业素质和人文境界实在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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