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正面临着新一轮的毒品挑战。自2006年以来，在“新滋生吸食海洛因人员增幅明显减缓”的同时，滥用新型毒品的人数却呈快速上升趋势。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学研究者的关注。2006—2008年，在上海市禁毒办的支持下，由上海市禁毒专家委员会领衔、上海社会科学院人类健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上海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合作，对上海1431名毒品使用者（其中新型毒品使用者726人，传统毒品使用者705人）进行了跨学科的实证研究。

罂粟

新型毒品滥用的现状

　　在中国，谁都知道海洛因是毒品，但并非谁都认为摇头丸也是毒品，就算知道，大多也会误以为使用这些毒品不会上瘾。在有些人眼里，使用摇头丸等毒品甚至已经成了明星艺人的生活常态。

　　近半个世纪以来，全人类共同目睹了毒品问题的全球化。毒品蔓延的范围已扩展到五大洲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曾是遭受毒品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吸毒总人数大约为2000万，以当时人口总数5.4亿计，平均每2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瘾君子。之后，党和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绝烟毒运动，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
　　然而，几十年后，中国的毒品问题又开始面临新的挑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西方社会巨大的毒品消费刺激了世界各国的毒品生产和流通。毒品问题逐渐演变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开放的中国也无法例外。1991年，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是14.8万人，1995年为52万人，到2008年底，已达112.7万人。如果按每一显性吸毒人员背后至少有4名隐性吸毒人员的国际惯例计算，国内的实际吸毒人员已达450万之众。尽管自2006年以来，中国滥用海洛因的人数开始趋于稳定，但滥用冰毒、摇头丸、氯胺酮等新型毒品的现象却呈不断扩大蔓延之势。
　　在中国，谁都知道海洛因是毒品，但并非谁都认为摇头丸也是毒品，就算知道，大多也会误以为使用这些毒品不会上瘾。在有些人眼里，使用摇头丸等毒品甚至已经成了明星艺人的生活常态。由于对新型毒品的成瘾性没有足够的认识，许多滥用者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其危害性不足为道。但实际上，毒品成瘾性主要取决于精神依赖性而非身体依赖性。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35.4％的人承认存在心理成瘾，并且滥用频率越强则主观感觉存在心理成瘾的比例越高；以客观的药物依赖量表来考察，也可以发现相似的结果，有35.8％的人存在药物依赖，并且滥用频率越强则药物依赖性越严重。
　　目前，中国登记在册的新型毒品使用者已达24.1万人，使用人群从东南沿海逐渐向内地扩散、从青少年群体向社会多个群体蔓延；滥用的毒品种类也逐渐增多，除冰毒、摇头丸、氯胺酮以外，安钠咖、三唑仑、大麻等在部分地区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消费市场。种种迹象表明，在未来数年内，中国滥用新型毒品的人数还将继续攀升。

时尚文化的魅影

　　被认为可以“无限扩大想象空间”和“彻底释放压力”的毒品消遣，也被一部分年轻人当做时尚文化而全盘接受。开始是以海洛因为主的传统毒品，继而是冰毒、摇头丸和氯胺酮等新型毒品。

　　从全球范围看，所有被滥用的毒品当中，大麻滥用的人群面最广。在20世纪30年代，大麻曾被列为全球毒品消费的头号大国美国“年轻人的杀手”。之后，随着美国社会的变化，一直是社会主要关注对象的毒品也经历了一连串的更迭：70年代是大麻、LSD（迷幻药）被大规模“尝试”的年代，然后LSD让位于“天使之粉”，接下来是海洛因、可卡因和快客。90年代，LSD和大麻的使用又开始回升。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文化迅速而广泛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特别在时尚领域，国外的新事物在国内的流行速度，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从饮食文化到影视文化，从吃穿住行到生活娱乐，外来文化在中国占领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而被认为可以“无限扩大想象空间”和“彻底释放压力”的毒品消遣，也被一部分年轻人当做时尚文化而全盘接受。开始是以海洛因为主的传统毒品，继而是冰毒、摇头丸和氯胺酮等新型毒品。

　　今天，我们曾经称之为“西方社会病” 的种种现象，已经不再是一种地域性现象，而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人类普遍的共性现象。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是人们普遍的渴望。但是，一旦实现了从贫困向富裕的转化，由充裕的闲暇与过度的消费催生的享乐主义价值观，却将人类带进了更为危险的境地。

　　自21世纪以来，海洛因在中国年轻群体中的时尚指数直线下降，甚至被视为是一种“老土”的行为；与此同时，“溜冰”、“打K”和“摇头”的地位迅速飙升，一跃成为时尚圈中的流行元素。由于新型毒品的使用可以通过群体性的场景刺激，将人的精神幻觉在现实世界中不断放大，而且使用者可以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消遣”而非“吸毒”，因此具有极大的心理诱致性和欺骗性，传播速度极快。

魅影下的毒品泛滥

　　对世界头号毒品大国美国社会青少年毒品滥用成因的研究已经证实，毒品的泛滥与时尚文化之间存在着令人触目惊心的联系。
　　目前在中国，这类毒品的传播借助时尚领域的流行文化，正在从两个方向扩展开去。

　　其一是竞争方向。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中，一些人为获得超强竞争能力而使用新型毒品，因为成功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快乐和刺激。如媒体不断有明星使用新型毒品的报道，不经意间便成为毒品文化借力的跳板。尽管媒体是以负面新闻加以批评报道的，但由于明星崇拜的盲目性，本来应该被毒品污名的明星，反而成了修饰毒品的广告。盲目追随和体验明星生活方式的狂热，成为毒品亚文化渲染和鼓动年轻人尝试的重要手段。

　　其二是娱乐方向。随着“休闲时代”的到来，追求精神的愉悦和刺激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潮。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参加地下锐舞和去夜总会成为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年轻人的时髦活动，而摇头丸、安非他明、可卡因和大麻等则成为跳舞场景中必要的一部分，甚至成为某种青年文化的表达和象征，影响到一代年轻人的穿着打扮、思考模式以及生活方式。

　　对世界头号毒品大国美国社会青少年毒品滥用成因的研究已经证实，毒品的泛滥与时尚文化之间存在着令人触目惊心的联系。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经济开始走向繁荣，社会财富迅速增长。随着人均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美国社会的价值导向也开始发生倾斜。美国共和政体建立时，由新教伦理塑造的使命感和美国人崇尚劳动、奋斗的精神，逐渐被一种物质享乐主义倾向所取代，极度的精神空虚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文化符号。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年轻人出于“对一切世俗观念的厌倦”的逃遁和毒品的滥用。1969年8月，在美国纽约州举行了一场地球上最疯狂的派对，这场摇滚露天音乐会持续了3天，参加者达30万—40万人次。这是一次迷幻药的狂欢，很多参加者在音乐节上都服用了LSD， 故这次活动被称为“反主流文化史上最大的事件”。美国社会学家乔治·布雷默在谈到摇滚乐与毒品泛滥之间的关系时不无感慨地说：“毒品是在摇滚乐的伴奏下在美国青年中泛滥开来的。”

　　今天，毒品文化正在向人性的深处探求新的发展空间。当摇滚乐和迪斯科音乐的疯狂依然不能满足刺激的需求，群体的性滥交就成为另一种可能的选择，从而极大地增加了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危险。在研究男性同性恋者的群交行为时发现，新型毒品被广泛地用于提高性刺激和性能力，使男性同性恋群体本来略有下降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再呈上升趋势。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人类健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新型毒品与风险性行为并行

　　□杨秀石

　　大胆纵乐的性行为作为这种亚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同样也是让毒品使用者沉迷的事物。这种行为与新型毒品结合在一起，可以将精神的狂欢与肉体的享受推向一个又一个的极限。
　　新型毒品的使用总是与高频率的性行为、复杂的性伴网络、多人性交方式和较低的安全套使用率联系在一起，导致新型毒品使用者面临极大的感染艾滋病病毒和性传播疾病的风险。
　　既往的研究从药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角度扩展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然而，目前尚没有文献利用实证研究结果探讨普遍的新型毒品使用者（而非仅仅是男男性接触人群或是青少年）中风险性行为的发生机制。毒品究竟是风险性行为的催化剂，还是被“精心安排”好的“催情剂”？是毒品导致了风险性行为，还是更为隐蔽和强大的推手将个体同时推向吸毒和高危性行为的风险？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新型毒品常常与较高的风险性行为（临时性行为、群交、不使用安全套）水平相关，但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关系。人体对刺激源的感受并不是单向展开的被动过程，而是基于自己的既有认识和期待主动加工的结果。如果个体认同强调感官刺激、追求纵欲享乐的亚文化，那他必然对这种亚文化的极端表现形式——使用新型毒品具有尝试的倾向，并会先入为主地断定新型毒品可以带来超乎寻常的刺激与享受。大胆纵乐的性行为作为这种亚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同样也是让毒品使用者沉迷的事物。这种行为与新型毒品结合在一起，可以将精神的狂欢与肉体的享受推向一个又一个的极限。于是，在毒品使用者看来，新型毒品既是与风险性行为并行的追求，又是达到更高性享受的工具。
　　因此，要在新型毒品使用者中开展有效的传染病预防行为干预，必须考虑到风险性行为的发生机制，关注毒品和风险性行为的亚文化意义及其扩散机制。

　　（作者单位：美国欧道明大学社会学和犯罪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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